陈达力  陈艺

　　陈去病是南社三位主要发起人之一。1874年8月12日（清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一子时）生于苏州市娄门内平江路庆林桥旅次，故初名庆林，字佩忍，一字伯儒，号汲楼，别号巢南，亦曰病情，自署垂虹亭长，晚称勤补老人。

　　陈去病一生的活动遍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新闻、宣传乃至经济建设诸方面。而这一切活动无不围绕革命这一首要任务。虽几经挫折，几遭厄难，其志不移。1905年3月，《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被封，工作人员被捕，他当时恰巧不在上海幸免于难。事后，他写有“吾舌尚存笔尚健，阳秋著述未嫌频”之句。1908年7月，他准备邀众去祭奠秋瑾义士。时，清浙江巡抚正悄悄向他们张开捕网。走僻乡之后，他诗赠柳亚子话别，诗曰：“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达了他为革命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和坚信革命必胜的高昂激情。

　　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的南社，陈去病不仅是积极参加者，而且是主要发起者及组织者。南社的酝酿成立和诞生，就其表面来看，在陈去病的《南社杂佩》中有“南社者，去病与吾苏高旭、柳弃疾三子所以继东林、复社之志业而与焉者也。故其始之取友也尚狭”之说。其实，南社成员中聚集了众多的同盟会会员。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参加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就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到辛亥革命前夕，南社社员发展到228人，“既而革命军兴，南都建国，繇是四方贤豪华集吴会，而社友乃益盛遍中国矣”。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东江平叛、北伐战争，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南社的许多成员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蔡元培、廖仲凯、何香凝、杨杏佛、李根源、柏文蔚等，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有一个时期，国民政府五大院院长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是南社社员。从举行雅集，出版《南社丛刻》等看起来，南社是个文学团体，实际上南社成员最大量、最日常的活动是从事政治、军事、文化、宣传、新闻、外交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因此，南社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越出了“东林、复社之志业”，也不仅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而是和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几复”、“犄角”都只是为了便于从事革命活动的掩护之词。从“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及誉南社为同盟会的宣传部，甚至“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都点明了其间关系之深，点明了南社的本质。

　　革命是个极为复杂曲折艰巨的过程，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斗争方式常会随之有所变换，而当此不为人们所理解时，往往易遭到不应有的误解。陈去病也曾遭到过类似的非议。1907年冬，他在一次酒后醒来所写两首诗中，提到了梦见穿着“先朝儒服”。即此，曾被人认为“是代表封建制度的”。其实，这时的陈去病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了兴中会、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直接从事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的革命活动。此外，陈去病1903年参加拒俄义勇队，1904年他在谴责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写道：“大盗入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国人民有不为再重奴隶者乎？”他不仅很早就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统治结合在一起，不仅“鼓吹民族主义”，而且积极提倡民生主义，主张共和，并强调要以建立政党来领导和推进革命。其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之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因此，“倘然孙先生肯做朱洪武，他（指陈）是会奉命不遑的吧。”这样的“笑话”及“倘然”的设想也充实无由发生。若取其意，谓陈去病对孙中山先生感情之深厚，事业之忠诚，这倒是符合事实的。武昌起义前，他没有因各地起义频遭失利而消沉；10月举义后，汉阳失守，他奋臂大呼：“沉舟破釜，拼死力争”；临时政府成立后困难重重，他反对和袁世凯妥协，继而参加“二次革命”。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考察浙东，他辞去浙江省府秘书之职追随左右。孙先生有“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子去病与焉……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之感慨。继而，他在甬东组织起义响应护法；次年赴粤任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从中山先生于韶关行幕，任大本营宣传主任。他豪情满怀，“杖策从征亦快哉”，“饶鼓从容赋北伐”。陈炯明叛，他临危脱险北上。中国国民党改组，他奉中山先生命任江苏临时省党部执委，并邀柳亚子先生出来一道工作。旋为响应中山先生反对直系军阀之策略，组织江苏民治建设会，驱逐盘踞江苏之直系军阀。总之，凡中山先生需要他为之的，他总是竭尽全力，不惜毁家纾难，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田桐、叶楚伧、柳亚子等《为陈佩忍先生五秩征文启》一文曰：“民国肇建，始游湖湘，旅北行，出居庸关，慨然有经略满蒙之志。癸丑讨袁，从故人于留都，颇有所规画，顾功卒无成。自是窥姑胥，谋甬东，凡东南有大征讨大建设，君无弗予焉。又累从今大总统孙公于粤东，视师浈江，抚循前敌，驰驱戎马间，几不知劳瘁，洵可谓据鞍双矍铄，壮志未衰矣。”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他悲痛至极，在挽联中写道：

　　题榜铭碑慈母累承褒大节

　　南羲北驾不才空自怨三生

　　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时，他因病未能参加，又写下了《总理奉安病不克赴诗以记哀》，诗中有“感恩知己今安在，神烈峰高泪满颐”之句，真挚地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情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发动革命叛变，国民党右派对孙中山先生遗忘、假拥护、真反对的面目暴露无遗，使陈去病对时局有了深刻的认识，进而对蒋集团采取不合作及反对态度。他是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12名委员之一。4月17日，葬事筹委会决议增加蒋介石等7人为委员，他即辞去委员之职。后，要他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又拒之。继而藉酒抨政，“醉必纵论党国诸公，不少讳焉”。呼曰：“晚近民生之凋敞，伊谁之过？当改称中华民国曰中华官国！”到1932年（58岁时），他尽辞诸职，退归故里。1933年10月4日（农历癸酉八月十五日午时）病患痢疾骤剧不治，逝于同里。南社诸友及故旧门生佥议于1935年11月10日，公葬于苏州虎丘南冷香阁下，以示他创南社于此，又曾集会于冷香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