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邵立  整理：张黎琼

　　我的外祖父蒋尊簋生于1882年，死于1931年。因我的曾外祖父蒋智由是浙江很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故外祖父从小就受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熏陶。

　　早年，外祖父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高才生。在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他感到在中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行不通。

　　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也想寻求国家政治、经济改良之道，于是选派一些中国学生东渡留学。1900年外祖父被官派到日本留学。一同前去的还有他的父亲蒋智由，但他是非官费留学。曾外祖父在浙江的名望很高，在经学方面的研究也很深。他到日本后曾讲授经学，鲁迅、周作人经常登门求教。而外祖父最初是成城学校近卫骑兵连队的学生，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也在该校求学的蒋百里先生（浙江海宁人），与外祖父同龄同届，也同样以精通军事著称。两人感情很好，外人都以为他们是兄弟，其实不是。

　　1902年，外祖父组织了留日学生同乡会。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创办了名为《浙江潮》的刊物并担任编辑，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宣传民主思想。呼吁“励独立之气，复自主之权，集竞争之力，鼓爱国之诚，以与暴我者相抗拒，相角逐”，鼓吹进取的尚武精神。此后不久，一些人仍嫌革命力度不够。鲁迅、许寿裳、陶成章等都是浙江人，认为推翻满清，必须要走革命武装道路，于是成立了“浙学会”，准备在浙江策动武装起义。“浙学会”后来发展衍变为“光复会”，由陶成章担任光复会会长。1904年初，陶成章回国联络会党准备起义。蔡元培（在上海）就任光复会会长。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途经日本，召集一批像外祖父一样（有学识）的浙江人，准备将各革命团体合并成立同盟会。外祖父在横滨积极筹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属于第一批加入同盟会的会员。

　　外祖父从士官学校毕业时，适逢清政府筹备新军。清廷随即通电召外祖父回国，并委任以浙江练军总办及杭州新军第二标统。外祖父到杭州后，即与大通学堂的秋瑾、徐锡麟暗中联系，借操练新军之机，办了一所弁目学堂，专门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同时又帮助建立陆军小学堂和炮工学堂，为浙江发展陆军特种兵和辛亥革命光复浙江奠定基础。当时他有了一种思想，即“为民族革命积蓄力量”，于是招募大通学堂的毕业生到其军官学校进一步培养。因而那时杭州、上海的大部分军官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日后都成为善于作战、有思想觉悟的军事人才，正如他本人所言：“为辛亥革命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后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秋瑾受牵连被捕。外祖父无意间说了一句“秋爱慕我……”，清军在查抄中发现秋瑾的诗稿，内有‘秋爱慕蒋子（尊簋）’、“久闻吾浙有蒋子，未见音容徒仰止”，于是上报给浙江巡抚。巡抚指派第一标标统进行监视。过了一段时间那标统向巡抚汇报说，蒋、秋早就花下柳下有瓜李之嫌，暧昧之情，遂成一桩公案。

　　关于此事我也曾问过母亲。母亲说外公与秋瑾在日本时就认识了。同时她还见过秋赠与外公的一把印有“鉴湖女侠”的匕首。只是后来这把匕首不知了去向。由于外公与秋瑾有牵连，浙江巡抚欲夺其权。但当时蒋在杭州开办有军校，有众多学生且关系密切，势力不小，夺权并非易事。于是将其调往广西任陆军小学堂总办。前任是蔡锷，但他没有将学堂办好。外祖父在任两年间，李宗仁也曾就读于此。1910年，外祖父被调往广东，担任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因他的军事实力较强，迫使清朝巡抚张鸣岐交出政权。1911年9月，广东成立都督府，大家便推举外祖父为广东都督。当时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属于广东派，孙中山觉得由胡担任更为合适，外祖父便主动让位，退任军政部长。我觉得，外祖父这一代人都比较谦让。

　　1912年，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被调往南京任交通总长，都督一职出现空缺。当时有两个合适人选，一位是陶成章，一位是蒋尊簋。而陶深知浙江情况复杂，觉得难以胜任。而蒋做过浙江标统，是带兵的又有根基能镇得住，所以陶认为该职位非蒋尊簋莫属。

　　当时外祖父也很清楚浙江的各方势力相互倾轧，党争十分厉害，所以他也再三推辞。后来好友蒋百里表示：“当年赴日本留学时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理想，是想要出来要做一番事业的，既然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你应该抓住才是。”外祖父说若你承诺出任浙江总参议，我就赴任。

　　他其实是去做事而非做官。其到任后即发表了一篇《告浙江父老书》，坦陈了很多困难，表示改革的决心。同时组织了一个参议院，规定议员不拿工资，都是自己掏腰包为民做事。外祖父认为，既然是人民选出来的，为人民讲话就不应该再拿工资。在任期间，外祖父军政民政一手抓，肩上的责任很重。在他的主持下，政府出台了禁裹足、禁鸦片等很多政策，有些政策也得罪了一些当地的豪绅。

　　当时，袁世凯正有意拉拢外祖父，但外祖父认为袁不是个东西，因此关系疏远。这令袁大为不快。而浙江有一位叫朱瑞（曾是江浙联军）的军代表，意欲图谋都督的职位，于是趁机在袁世凯面前谗言，让袁对蒋起了疑心。恰有一个《浙江自治章程》，(蒋尊簋)未呈报袁（即中央政府），袁借故发难。

　　其间，外祖父在浙江还有一得力的部属，姓陈名仪，当年也曾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与外祖父关系不错。朱瑞设计把陈仪赶走，这等于是拗断了外祖父的臂膀。不多久，外祖父因行政举步维艰而请辞。袁遂将其调至北京，并封了个“宣威上将军”的虚名。那时的北京聚集着一大批军官，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笼络这些年轻的军事人才，建造了将军府。在将军府内，有外祖父的结拜兄弟李烈钧、柏文蔚、程潜、汤继尧、蔡锷等人，他们早年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大家都清楚：袁世凯成立筹安会要做皇帝了，袁克定也要做太子了。袁为了得到这些精英的支持，并消磨他们的意志，就花钱把他们送进了妓院。于是就有了蔡锷与小凤仙，外祖父与苏翠娥等风流韵事。

　　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到了天津。外祖父紧随其后，并与蔡相约在当地的旅馆会合。袁世凯得知后即派陈仪到天津捉拿二人。其时，蔡、蒋若被捕，历史将从此被改写。因最初是由蔡组织并发起了护国战争。

　　陈仪在到达天津后先去见了蒋尊簋。同在日本求学期间，蒋是学长，骑术又高。在浙江都督府陈又是蒋的部下，所以陈对蒋是非常敬重的。在天津见面后，外祖父对陈晓以利害，表明袁的统治是长不了的，命陈以“没找到蔡、蒋”交差了事。陈自然是照做了。后来蔡锷去了云南（并发动了起义）。

　　时隔不久，外祖父也南下去广州参加“二次革命”，并担任了军需总监、参谋次长。此后，孙中山觉得蒋在浙江的人脉很广，决定让蒋出任“浙闽宣抚使”，代表孙在江浙策动浙军起义。外祖父即奉命来到浙江。适逢宁波反袁势力宣布独立，成立了新政府，任命蒋尊簋为“浙江省联军总司令”。随后联军与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展开了决战，结果外祖父的嫡系部队惨败，在曹娥江全军覆没。

　　此役令其将士伤亡惨重，外祖父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不仅深感内疚、自责，而且在精神上也变得很颓废。战后他遣散了部队，不久又回上海做起了寓公，并开始跟虚云法师修佛。

　　外祖父与陶成章的关系很好。1912年1月陶遇刺身亡，外祖父（时任浙江都督）亲自赶到上海将其棺材运回杭州安葬。为了纪念陶，后来外祖父等人还成立“陶社”。

　　外祖父回沪后担任了一些闲职。其岳丈吴锦堂（浙江慈溪人）也是孙中山的好友，在日本做过生意，也是宁波是第一个富商，曾为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过不少钱。当时，吴的夫人住在女婿（蒋尊簋）的家里，同住的还有他们的儿子吴启鼎，时任“四明银行”行长，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均是同学。由于这位小舅子挣的是大钱，所以家里的主要开销均由其承担。

　　外祖父于1927年去世。他的死与蒋介石有关。1926年，蒋介石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军政大权一把抓。这令一批国民党元老，居正、李烈钧等心里很不平衡。他们认为与蒋介石势均力敌的只有蒋尊簋，而时任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司令的熊式辉又是他的学生，又情同父子。于是他们特别推崇、支持外祖父，寄希望于他出来与蒋介石抗衡。所谓抗衡，就是由蒋尊簋出面去鼓动熊式辉发动兵变。

　　外祖父军人出生，不精于政治，他把此事想得过于简单了，行事也很草率。当时他匆忙去说服熊发动兵变。熊面对恩师却在心里权衡着利弊。表面上虽然应承了下来，但随后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考虑到这些元老在党内的影响很大，惹不起。无奈就设计把外祖父骗进去软禁，以此吓唬起事者。

　　其时一些友人都不免担忧，恐有不测，力劝外祖父不要轻易应邀。但外祖父自信熊式辉是不会背叛自己的，故不以为然。尽管在赴约途中发生车胎爆裂似乎也预示了不祥，但他仍不予理会。

　　外祖父遭拘押时，幕后策划者蒋介石、熊式辉都未露面。事发后朋友设法进行营救。一周后外祖父获释。

　　这件事带给外祖父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久他便得了尿毒症，仅一年多便不治身亡。那时，他只有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