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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祖父徐锡麟
2013年03月07日

口述:徐乃达  整理:何真

  

  我的曾祖父是个商人,在绍兴东浦镇有自己的店铺。在当地,徐家算是富商。曾祖父在培养孩童方面不遗余力,他认为要趁年轻到国外学习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扩大自己的视野。于是,祖父及弟弟后来被分别送往日本留学。

  1903年,祖父借参加日本大阪博览会的机会去日本留学。在那里,他见到了世界各国新奇的工业产品,这让他非常震惊;另一方面,看到别国工业兴旺发达,而相照之下,中国还如此落后,心中很是难过。除此而外,他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了被日本人抢去的文物,还看到了日本因中国人缠小脚的习俗便将中国人定义为野蛮民族的行为,心中愤懑难以平复。如此种种,便激起了他参加光复会,推翻满清政府的决心。可以说,日本留学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

  曾祖父原本只是希望孩子成才,但万没有料到竟培养出个革命家。祖父的革命思想让曾祖父很是担忧,尤其在那样的年代。曾祖父当即表示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希望祖父的行为不要连累到家族的声誉。同样地,对于祖父参加革命一事,祖母起初也并不赞成。后来,祖母也到了日本,同祖父一起结识了秋瑾等光复会义士,听他们就满清政府的腐败及中国落后的现状高谈阔论,受其影响,祖母便也渐渐地认同并鼓励祖父的革命。

  1905年,光复会会员、绍兴富商许仲卿捐赠给光复会五万大洋,陶成章建议将这笔钱用作购买枪支弹药和捐官,捐官就是花钱买官。祖父极为赞成陶成章关于党人捐官学习陆军,学成后打进清朝军事系统,掌握军权,以谋“中央革命”的提议。在表叔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推荐下,他被批准赴日本学习陆军,他和友人陈伯平、马宗汉先后欲入陆军联队、振武学校、陆军经理学校等,但都没能如愿。1906年,祖父回国后,捐了一个道员,分发至安庆,由于俞廉三的推荐,加之他做事精明能干,得到安徽巡抚恩铭的重用,先后任武备学校副总办,警察处会办,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

  1907年,令家族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7月6日,光复会领导的首次安庆起义爆发。祖父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在本年7月8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进行突然袭击,杀掉省文武大官,占领安庆,之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共同攻打南京。然而不知怎地,消息走漏。于是,恩铭将毕业典礼提前至7月6日,这打乱了起义的计划。虽然行刺恩铭成功,但祖父也很快被前来镇压的清军逮捕杀害。

  事件发生当日,在绍兴的徐家还浑然不觉。到了祖父牺牲第二日,其弟去邮局寄包裹,有人从邮局传消息告知:不用寄了,祖父已出事……大家这才知道。于是,连夜商量对策。第二天,曾祖父和祖父的妹妹留下来到官府请罪,后被关押,直至官兵在家中搜寻出当初曾祖父写给祖父要脱离父子关系的信,才免遭杀戮。

  安庆事件平息后,听说西太后在北京痛哭不已。仅仅只有三个“逆匪”就在安徽府台衙门杀死了该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恩铭,侍卫官和士兵也死伤了多人,陆军的中枢军械所被占领长达八个小时,极大地威胁了清朝政府的统治。自此之后,西太后心灰意懒,得乐且乐,颇有眼不见心不烦、听天由命之意。北洋大臣袁世凯也上奏说因病请假一个月,还特谕此后非实缺人员,不得在车站迎送显宦。

  祖父与祖母15岁结婚,非常恩爱,祖父的死对祖母打击极大。在得知祖父牺牲的消息后,祖母来不及悲伤便带着我的父亲逃往日本。到日本后,祖母终日以泪洗面,哭瞎了眼睛。祖父牺牲时,我的父亲徐学文才两岁,对祖父的印象甚少,只能从祖母那里拾得一二。在祖母看来,祖父充满抱负、学识渊博,尤其对天文、地理、物理非常了解。有意思的是,他自己还做了地球仪,晚上研究星相。在任绍兴学堂讲师时以及之后创办热诚学堂,他都教授过这些课程。

  

  我家一直有祖父徐锡麟的相片,自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爷爷。我记得在念小学的时候,学校对于传统和历史的教育还是很重视的,那时候大家还都了解关于辛亥的那段历史。当时国文课本里就有一课叫《徐锡麟传》,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上《徐锡麟传》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们班上有位同学,他的祖父就是这个人。”然后他就叫我站起来。所以,我身边的同学朋友也都知道我家的这段历史。现在当然没有这篇课文了,所以你现在到台湾学校去问关于辛亥革命的事情,大部分学生是不知道的,大概秋瑾他们还听说过,但像我祖父徐锡麟等其他人,他们就不太清楚了。

  我的父亲沉默寡言,在家中很少提到祖父,只有被问及时才零星地说起一些。青年时代,父亲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去德国留学,获药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到1946年被派去台湾接收日本人资产前,一直生活在上海,1946年后便再也没有机会回大陆。上世纪80年代两岸开放后,父亲坚持要到祖父故乡去看一看。1989年,我陪父母直飞杭州,父亲非常激动。回到绍兴东浦镇的老家,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大堂里,默默地流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掉眼泪。之后,父亲去了祖父的墓地,虽然知道那里只是衣冠冢,但父亲还是跪下磕头,当时的父亲也已80多岁了。此去经年,父亲便与世长辞了。

  如今的我,回到大陆,和家人常居上海。看到国家的富强,我们倍感欣慰。祖父只活了34岁,他没有等到“民国”的曙光,他更来不及看到的是如今中国的日新月异,而这些都由我来替他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