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记忆，一辈子也忘不了！

　　1984年，元旦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瑞雪初霁。年逾古稀的国技一级高工徐以枋，在襄阳路寓所厚待笔者造访。他用两小时又一刻钟的宝贵时间，与我作了一次有问即答的深谈。

　　徐以枋，资深桥梁专家，市政工程专家,浙江平湖人，复旦英才，1956年加入民革，1983年任市政协副主席。访谈那天，先生思路明晰，语态谦平。细微处，如数家珍；激昂时，不失端庄大雅。28年过去了，我那深蒙教诲的感戴之情，至今未有一毫消减。

　　实事求是是用得最多的习惯语

　　以枋先生毕生崇尚实事求是，践行实事求是。访谈是从质证滇缅公路资料开始的，他用得最多的口头语，就是实事求是。

　　1928年，以枋先生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任全国公路处督察工程师、交通部川康公路局副局长。抗战军兴，他冒着战火硝烟，在施工条件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主持抢修滇缅公路，抢架澜沧江、怒江大桥，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开辟了一条连贯南亚战场的国际通道。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精神盛赞不已。徐以枋听完这段表述，开诚布公地说：“滇缅公路对联通南亚、抗击日本侵略，是起了作用的。但实事求是讲，战后被人利用了，成了走私祸国的通衢，我内心是有愧的。至于罗斯福赞赏，未见文字报道，不过，他确曾在工程结束前，急召驻华大使詹森回国述职，并令詹森关注公路修筑情况。詹森为此专程深入工地考察，拍了许多照片。并连声赞赏，这我亲见亲闻。罗斯福听取述职汇报有否盛赞，则无从查考。这要实事求是。”

　　接着笔者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你以党外人士身份出任上海工务局长，兼上海防汛指挥部总指挥，抢修了虹桥、江湾、大场、龙华机场，以及沿江沿海的江堤海塘；主持了全市排水工程设计施工；查勘分析了上海地面沉降的内因外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控制；领导了全市大规模填浜埋管工程，使肇家浜变成林阴路，诸安浜建为住宅区。之后，还去崇明指挥围垦，返回后又为上海展览馆（注：当时称中苏友好大厦，属上海市区最高建筑之一）排除了沉降和开裂隐患。改革开放后，你牵头建成上海第一座跨江大桥——泖港大桥，后又远赴四川，设计建造了重庆长江大桥……

　　上述业绩，均为笔者事先准备的“谈资”，在蒙允后，面请徐老证实。有不少细节，他作了补充、纠正。他说：“实事求是讲，这些工程，包括金山石化和陈山码头海塘（工程），我都参与了，但形成文字，必须实事求是。工务局职务，我先任副局，后升正局。防汛的事，我任副指挥，宋日昌（副市长）任总指挥，崇明围垦，也是他挂帅。至于四个机场扩建，是陈毅市长亲自抓的，赵祖康局长具体主持，我是他的助手，负责组织实施。填浜埋管，是市委、市政府通过建委部署的，我虽身为现场督导，但不宜说成是领导了整个工程。这些都要按层次、职守、实际情况，正确区分，准确表述。做到恰为其份，才是实事求是。”

　　进度质量是心里最急的主题词

　　精细若此的徐以枋，终身筑路架桥，最关注工程进度和技术质量，“文革”大乱时也不例外。

　　为了确保石化总厂下属厂的污淀池工程永久安全，徐以枋拿去的建造方案，是经过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但被头脑发热的“造反掌权人”否定了。他和他的团队据理力争，驳斥了“乱用钢筋，大手大脚”的不实之词。“官司”打到上级“革委会”，徐老说：“偷工减料不算‘革命行动’，不按设计做，不能施工，我们要对国家负责。”结果，工程按设计院的科学方案上了马。

　　在“文革”中，徐老虽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但在维护工程质量的问题上，他的腰杆挺得特别硬。无论头上被错戴多少吓人的“帽子”，他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绝不动摇。

　　听说有一次“现场批斗”，他颈上挂着长统雨靴，赤着脚，在滚烫的柏油马路上“游街示众”。笔者求证。徐老即答：“有这回事，在浦东。那天太阳特别厉害。我穿雨靴到工地，是因为需要下沟槽，看工程质量，找薄弱环节。造反派揪住不放，硬说我‘妄想变天’、‘恶毒诅咒红太阳’。我说，我想的是进度质量，没想其他事，揪我的人哪里肯依，污蔑我‘负隅顽抗’。游街之后，脚上烫出一累累血泡。为了不误工期，我拐脚照样上班……”

　　讲到这里，徐老屏住气，动了一下坐姿，他挺得更直了。室内没装空调，有点冷。看他双鬓斑白，身着灰蓝色卡其布旧中山装，显得既质朴也悲怆，但他风纪扣紧锁，加上那特有的雄浑余音，气氛又显得异常庄严。

　　徐以枋淡淡地说：“我现在不太考虑那些事了。”他挥了一下手又说：“都过去了。”停顿一下，又睁大眼睛、掏出心来说：“那是历史和社会的深层原因，使人变疯变傻之后出现的蠢事。‘文革’大乱，无法无天。各种思潮、各等人物、各类泡沫沉渣，都打着革命旗号表现自己，有的为追名逐利，有的为消灾避祸，也有例外者盼望大难早日结束。极度反常，‘全面内战’，完全违抝了这场‘当代中国最大政治运动’的初衷，演成了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我们心痛，不痛其他，不痛个人，痛只痛在民族元气的极大损伤上！国家多难，我炎黄子孙能不承当吗？”说到这里，徐老泪光闪闪。他那特有的乡音更加厚重：“我们今天的责任，不是倾吐个人的苦水，而是抓紧建设，把工程进度和技术质量，放在优先的位置，深谋远虑，抓好落实。这是一辈子都要念兹在兹的事情，是大事大局！”

　　接着，徐老还讲了几件赶进度、抓质量的好人好事，内容翔实，细节感人，恕不一一列举。

　　重视人才是反复强调的关节点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徐老说，“对人才，今天要倍加珍惜。筑路造桥，国基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路和桥肯定要不断地筑下去修下去。靠谁？靠人。我们这代人渐渐老了，思想即使能跟，力也有所不济。我们要靠更多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靠一代又一代新人的胆略、智慧，还有科学高效的施工条件。没有国力人力支撑，不会有未来的辉煌”。徐老遥想当年、直抒胸臆：“我那两座澜沧江怒江桥，水流湍急，人工架成，艰苦施工，很不容易，但用现代眼光看，也不过是阶段性辉煌。今后更多的公路、‘高速’、跨江跨海大桥，要靠年轻人去修，去闯，去创造！”

　　徐老的畅谈，使笔者领悟到：对人才问题，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问题，他在“文革”一结束就有很强的紧迫感和直追感了。他深情关注国家未来，爱护中青年知识分子，包容他们成长中难免的缺失，为他们的进步和发挥作用铺路、搭桥、送温暖、说公道话，让他们能够放开手脚，发明创造，拿出新成果，通向光明宽阔的新境界。这是徐以枋晚年在襄阳路一席谈中，最生动最感人的亮点。

　　1979年，徐以枋主管的市政工程设计院评选先进工作者。根据标准和实绩，有位“人到中年”的业务骨干可以报评，徐老有心推荐。但在当时，院里还有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认为：可以评上，因为他成果多，有潜力，是人才；另一种认为：人是不错，业务也行，但政治上不够开展，学习会上很少发言。

　　徐老分析了各方面意见，认为技术有基础，创新有钻劲，工作有成果，应视为国家意识、责任意识强，业务水平有；至于学习发言少，是因为戴过“右派”帽子，留下了生怕“出口成祸”的后遗症，耽心再受打击，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徐老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进一步深思：现在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左”的思维习惯并未完全消解。一些同志不想把他评为先进，是怕挺起一个“脱帽右派”不是滋味，于单位也不方便。还有的是对红专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徐老认为，“这里面，有更多问题待解，触及对形势和政策的判断，对人才的珍惜，对实事求是的实践标准的领会。非同小可。不是一个人评不评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脑筋要不要换的问题。社会在转型，人的脑子如果不转，怎能适应时代发展和‘四化’需要？！”老院长思之再三，在一次办公会上慷慨陈词。他用自己的心里话感动了一群人，鼓舞了“大多数”，获得了全院上下的理解。向建委报告后，经全面考核，最终使这位“表现甚好，潜力不小”的业务骨干上了榜，后来还以新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业绩，在几无争议的情况下，被提升为副总工程师。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全院也出现了比学赶帮超、创新奔“四化”的新气象、新局面。

　　莫务空名是有口皆碑的真感受

　　谈兴正浓的徐以枋，常被电话铃声打扰。他荣衔甚多，是个“不得闲”的人。除了市建委、城建局、市政工程设计院的领导职务，还在全国政协、市政协、民革中央和民革市委，以及上海土木工程学会等社团，担负重要职务。

　　笔者借问：“你这么忙，时间怎么安排哦？”

　　他说：“我的基本思路是：莫务空名。关键在：用心安排，合理协调。不能‘戴上光环，丢下责任’。安盈保泰、坐享荣华，对我们这层人，是很要不得的！”他细说：“我的活动领域主要有三大块：政协、民革、城建。如果同一个下午有几个会，那就分一分轻重缓急。不能去的，就请假，必须自己请，并尽可能根据会议内容；向执事同志谈些意见，得有自己的明确态度，事后也应主动问清研究决定了哪些问题，要自己做些什么。”这都是徐老“莫务空名”的真经真感受。

　　他的体验和实践有口皆碑。曾听一位长期在城建系统和民革机关伏案笔耕、自侃同徐老“特别熟”的朋友说：“徐以枋这个人，是典型的实干家，也是个大彻大悟的思想者。他效率高，口碑好，源于重视实践，勤学善忖，律己容人。”“特别熟”的另一位“同僚”在一次“闲聊”中也说：“徐这个人，不吸烟，不喝酒，不在应酬上浪费时间，也没有官架子，是公认的‘实事求是派’。有工作请示他，都认真考虑，给明确答复，绝不模棱两可。请他批阅代拟稿，就像审工程图纸那样认真。他不在人家的稿子上乱划乱杠。非改不可的，总是亲手动笔，另纸写下修改意见，绝不会单单画一个圈了事。”

　　的确如此。襄阳路访谈之后，笔者将记录整理成文，请徐老过目。他对金山石化那次工程争议的细节，回了两页“补充说明”。从中可见，徐老的“莫务空名”是一以贯之的。纵观他在所涉及的工作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能做到“心到、眼到、手到”，正是因为他具有一种贯彻始终的恪尽职守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徐老于1998年1月以92岁高龄离世。他的人生是实在的。他的道路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和实在，就是一本厚厚的书。他28年前的一席恳谈和教诲，就是这本厚书的一页。这一页，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不会忘记这样一位深爱国家、服务人民、廉洁公正的先贤，不会忘记这样一位在多党合作的事业中鞠躬尽瘁的挚友，更不会忘记他肩负着民族的苦难和希望，烫出血泡也要向前走的刚毅的脚印，挺拔的身姿……

　　（作者曾在市委统战部、市政协任职，现为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