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国庆前夕，徐国懋先生84岁高龄时，在上海泰安路寓所写下一段话，令人肃然起敬：

　　现在我常想，政府在各方面给我的待遇是优厚的，但我却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情。比之终年辛劳，为国家增加财富的工人、农民，比之终年辛劳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教师、商业工作者、科研人员，我实在深感惭愧。最近读到白居易诗：“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几句真可谓我内心的写照。我已年迈，报国之日无多，希望我的子孙，要以各自的才能，为繁荣祖国、振兴中华，作出应有的贡献！

　　写下这段话第六年，国懋先生安然远逝，而他那克己悯人、公忠体国的仁者之风，却永世长留。

　　岁月如流，冲不去色彩斑斓的记忆；往事如烟，消不尽参政议事的真情、深情、激情……

　　且说上海解放前后，市政府位于江西中路汉口路西南角。离此不远，有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城银行大楼。这是一幢经历时代风雨的银灰色现代建筑。天天自驾小汽车来此运筹帷幄的，是风度翩翩的总经理徐国懋先生。后来他当了三十多年政协委员。

　　徐国懋是我国金融界资深学者、经营管理专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以原金城银行总经理身份，在政协和民革担任不少领导职务，在经济、工商、体育、宗教、社会救济团体中也兼了许多头衔。这位“老政协”、“老民革”以交游广泛、才思敏锐、旷达豪爽、与时俱进的仁者之风，给后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徐国懋的兴趣爱好是多方面的。他喜欢打网球、打桥牌，会跳舞、游泳，爱旅游、摄影、聊天、开汽车……几乎样样都懂，什么都会。但笔者最佩服的，还是他立身处世和参政议政中的五个“不”。

　　一、不做“不仁不义”的事情

　　徐国懋是江苏镇江人，船工的儿子。“满眼风光北固楼”的乡情文化，敦促他勤修苦读；“六朝胜地，十代名都”的山山水水，滋润他淳厚坦荡的心怀。从镇江到南京，凭助学金、奖学金完成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学业后，22岁的徐国懋留校任英文讲师，这为他后来赴美国约翰金斯大学研读政治学专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在约翰霍金斯获得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杂费、生活费，均以兼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中文秘书和业余打字所得来维持。他的博士论文《关于在中国的租借地和租界的收回问题》彰显了对祖国强盛的期盼与自信。那年他才26岁，血气方刚，国蹙家贫。他到美国第二年，加入了留美中国学生的互助团体——仁社。

　　仁社的宗旨是实践“仁者爱人”的理念，团结在美国留学的优秀青年，以勤奋学习所积之长报效祖邦。品学兼优的徐国懋为人处世讲仁义礼智信，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核心是以仁为本。他深得仁社兄弟推崇，当了两年总社社长，仁社成员最多时近一千人，遍布世界各地，绝大多数回国后都在政府机关和各重要建设部门任职。这也为他日后的上层交往，展现了一幅可供纵横驰骋的蓝图。有一年河南遭水灾，徐国懋和他的仁社弟子一道，以仁者之心，在纽约发起组织一场国乐义演，门票收入悉数赈灾。他回国后在汉口任事，正处于抗战艰难时日，曾亲自接待和周济过许多过往的仁社亲友难胞。改革开放后，他多次去美国、香港，有时就是在仁社弟子的家中落脚的。

　　徐国懋的仁，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吴贻芳校长函邀徐国懋回金陵任教。他义无返顾，肩负着“为国育才”的大愿归来。之后又兼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英文教授，并开始接触政界名流，为当时刚成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秦汾相中，转而担任该会荐任秘书兼专员室主任。因在与中外专家联络协调中初露锋芒，又被大银行家、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作民延揽。由此，徐国懋开始涉足金融界。“七七”事变后，他作为“金城”管理层的青年才俊，驻汉口，屯重庆，结识了民族实业家范旭东、卢作孚，与他们联手共克时艰，闯出了金融募资与实业开发相结合的新路，为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办了不少实事，最终历练成周作民之后的金城银行总经理，成了“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闻人。

　　徐国懋的仁义之心，是他后来去香港又迅速返回大陆的思想基础和重要条件。当章士钊、黄绍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按周恩来总理之意到香港联络各路精英返回大陆参加建设时，徐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主要基于两点，他决定北上。一，周作民是金城银行开山鼻祖，提携徐国懋有知遇之恩，而周作民这时又涔着泪花向他表示：“金城办了几十年，我们不能让它夭折，我希望你回去能把行务抓起来。”他不能忘恩负义。二，章、黄劝徐时，金城银行正在香港开董事会，认为大陆各地分行在内战烽烟尚未止息时更需有人照料。他不能泯灭急公好义的敬业精神。徐国懋还想到：刘鸿生（现代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实业家）的二公子刘念义刚从上海乘解放后“首航香港”的轮船来，对他说的“共产党解放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是仁义之师”那席话、那些事……这一切，都使徐国懋下定了返回大陆的决心，并向周作民承诺。几乎同时，先期逃往台湾的陈诚也在争取人，派了心腹从台湾到香港，发帖子宴请金融界精英，以图拉拢。徐国懋顾念到对“金城”、对周作民的公谊私情，认为“主意既定，不能动摇，不可失信”，便婉谢了台湾方面的宴请，从而作出了走向光明、走向人民的行动抉择。

　　徐国懋的仁者心肠，贯穿在他的一生。他主张，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国家、爱民族、爱朋友、爱邻居。上海民革、民建及工商联的老一辈人士都知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徐国懋没有为了使自己能“脱身”而去歪曲事实，违心出卖好人。“四人帮”粉碎后，他为许多共过事的在“文革”中被诬陷的朋友，及时提出了平反建议，为安置不公的人，申诉过他们本人不想讲的心里话。徐国懋认为：这就是循名责实、仗义秉仁。在这方面说一句话，要比在各种场合讲许多其它的空话、废话、门面话有用得多。

　　二、不开莽夫之勇式的“大炮”

　　徐国懋自谓，他解放前曾经“糊里糊涂当过国民党当局的上海市参议员，还花了几十桌酒席钱，参加所谓竞选。至于为什么‘竞’，为什么‘参’，‘参’了什么‘议’，自己也说不清”，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当的是人民政协的委员，是人民的上海市政协常委。这是有着重大的政治责任的。”“首先，我们的责任是不能以莽夫之勇乱放炮。说话、办事、想问题，都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他作为政协委员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和一贯态度。

　　改革开放初期有段时间，北京出现“西单墙”。他说，这实际上是“文革”回潮，我们现在不需要这种人云亦云的“炮筒子”和别有用心之徒来搞什么“大民主”。有话可以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民主不是以讹传讹乱放炮，更不能容许蛊惑人心反体制。针对“党大，还是法大”的议题，徐国懋明确表示：“从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来说，党大；从法律制定后党也要遵守来说，法大。这是由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决定的。国家领导体制需要也可以通过改革来完善、加强，但绝不能用任何馊主意来背离和削弱。”这说明，徐国懋这位金融家和政治学教授的功底，确实不是可以随便让人小觑的。这正是他长时间在政协参政议政不放“大炮”、坚守底线而真能体现深厚学养和政治分量的一个重要因由。

　　1983年，上海市政协举办了一次有关祖国统一和涉台政策图片实物展览。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国民党军政界人士。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张承宗事先关照策划人员“务必请民革的同志先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天，在上海的原国民党军政界人士刘昌义、武和轩、宋瑞珂、徐国懋等接受邀请到预展现场观看。刘昌义要求将涉及到他的“投诚”二字改为“起义”；宋瑞珂要求将“师长”改为“军长”（理由是他“领导的是整编师，实际实质都是军”）；武和轩看到孙科和蓝妮的图片摔着拐杖大吼：“一个婊子！怎么好拿来展览”。只有徐国懋，佇立不动，也不吭声。事后，个别走访。他在泰安路寓所，对笔者说了以下一席话：

　　“我们民革几位同志，所提意见都是不错的。他们不是为了出风头，争体面，而是为了把事实搞准，把表述搞贴切，把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宣传好。武和老生气，不能怪他，他和我一样，都是仗义直言的人。据我所知，蓝妮上展览，不止一个人有意见。她是当年上海滩的“交际花”，是孙科的外室，不是原配夫人。我到她家吃过饭。那是因为她打着孙科的牌子，带着孙科写有‘敝眷’的亲笔信，向周作民‘借钱’，开价是法币二万万，相当于一千两黄金。领人来‘借’了几次，气势汹汹。周怕出事，让我出面调处。蓝妮很厉害，拿了非份之财，脸都不红一下。对这样一个人来大陆访问，要不要当‘贵宾’向公众展览，我心中无数。今天有机会和你畅谈，也是‘自家人不说两家话’了。萧松啊（按：萧松是笔者当时常用的笔名），这也是我参政议事一贯做法，就是平心静气，商量办事，守底线，看场合，说真相，顾效果，多想想同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不开‘大炮’不‘摆谱’，要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吻合。你说是不是？”

　　这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三、不当空谈误国的“清客”

　　徐国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他夫人是一所中学的优秀教师，“文革”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抄家批斗，心神俱惫。“四人帮”粉碎后，他从不在政协或党派的会议上，拿自己受到的委屈吐苦水。他心里想的，都是关系到“把经济搞上去”，“把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传下去”的“形势发展要求”。他认为“重三倒四地去谴责去诉苦并无大用，要紧的是多为拨乱反正出些实实在在的点子”。这种不当“俗客”不作“清客”的雅致，是难能可贵的。

　　国老在市政协对台办（类似今时的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兼职期间，以不做“清客”、“畅言敏行”而受到大家格外尊敬。他曾经问我：“你觉得李立侠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他是解放前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财经专家，很有学养，为人正直，做事认真，政协请他参与办的事，他都能一丝不苟地办好。他家住在溧阳路，有事都提前半小时到位，李老戴的近视眼镜像酒盅，深得很呀……”听到这里，他放声大笑。不久，徐国老综合各方面意见，向统战部提了一条建议，推荐李立侠为市政协常委。事后他高高兴兴告诉我：“这是为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实事实干不空谈啊！”

　　在担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主任期间，国老联络了一批解放前上海各银行钱庄的高级职员，以及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方面的高层管理者，用三年时间，编写成《上海钱庄史料》。这本“不尚空谈”的书，写的都是亲历亲闻，有鼻子有眼，没添油加醋，详尽的事实和准确的数据，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他还主持编写了一本《金城银行史料》，将“金城”的诞生、发展、公私合营三个时段的史实，包括上海总行、重庆分行、汉口分行投资兴办的附属企业的筹建运转情况，以及协助处理美国援华抗战提供业务方便的情况，作了完整的纪录，受到史学界、学术界很高评价。一次他说，写这本书的动因是：新中国成立后，金融业的未来肯定会有难以限量的发展，把我们经历过的辉煌和坎坷如实记下来，让后来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一条“为国家民族办金融”的底线，守好人民的钱柜！

　　在涉及家庭和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徐老总是以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处理。金城银行合并为公私合营银行之后，上海各银行、银庄的人员剩余很多，而外省市却又奇缺。徐国懋协助政府疏散了数以千计的金融人才去全国各地发展。他的嫡亲兄弟徐国棠（原金城银行苏州分行副经理、徐州分行经理）及夫人潘清婉，就是在他的协商协调下去兰州人民银行任职的。

　　四、不搞哗众取宠的“民粹主义”

　　徐国懋说过：参政议政不能借机表现自己，尤其不能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将一些小事放大，哗众取宠。为人民服务不等于“民粹主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的早点涨价了，除了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糕，鸡毛菜的价格也节节飙升。有的委员提出：这些群众生活问题呀，我们要协助政府搞好调查。有的委员还提出：对早点“老三件”，价格稳不住就由财政发补贴。

　　徐国懋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物价民生，固然重要，但政协不宜事无巨细都管；议大饼油条涨价，虽不等于“民粹”，但精力牵扯过多，总不适宜。委员的心志，要集注到大事大局上。民生议题也有大小深浅之分。

　　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来政协，车子停在南小楼（今文化俱乐部大楼处），拿出一副大饼油条，边吃边和我聊开：“市场经济有自己的规律，东西涨价了，不能堵，也不要补（贴）。看个究竟再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要找到根。”他喝了一口热茶继续说：“重视物价，说明我们对人民利益的关切。但不能就事论事搞贴补，不然会按下葫芦起了瓢。我现在想得最多的，还是开发浦东、招商引资、把内联外贸做强做大，做到东西南北、五湖四海、七大洲五大洋……”没说完，骑着车子一溜烟飞了。我喊他坐一会再走。他老远地转身挥手回答：“我要赶回家写提案……”这时他已七十多岁，简直像个老顽童！

　　但是，徐国懋在涉及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要事上，却是机抒缜密的，涉险也要参与，也要践行。这有史为证：

　　“1949年初，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响应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准备前往华北解放区参加会议。为此，潘汉年找到周作民，问他能否协助这批人士北上。周作民表示可以由金城银行出资，在香港租一艘轮船开往天津，担负起这个任务。为了使这件事得以具体落实，周作民指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联系，共同协商，进行周密的安排。二月末，金城银行花了约四五十万元港币，租了一艘‘华中’号轮船，运送柳亚子夫妇、叶圣陶夫妇、陈叔通、马寅初、张絅伯、包达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等二十七人悄悄离港，胜利到达天津。”（见徐国懋《八五自述》，1992年12月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

　　徐国懋本是参与其事的，但他以“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高风，从来不提他本人在其中的作用。当轮船在海上破浪航行时，徐国懋正在主持上海金城银行的工作，国外部的业务活动及开支计划，都是由他掌握或经他默许的。1989年纪念人民政协成立40周年时，他私下对人说：柳亚子、叶圣陶乘的轮船上，还装了一批送给解放区的西药和生活必需品。我们当时这么做，也是因为看到了真理和曙光，认定惟有共产党这支为人民奋斗的新兴力量，才有中国的未来……”

　　五、不忘自己是“永远的中国人”

　　1981年4月，徐国懋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有人认为“他还可以当常委”。但他却说“管他‘长尾短尾’，反正都是‘委’，我不当，别人也能当，我的头衔已经够多了，重要的是不图虚名，尽责履职；更重要的是：稳稳实实做一个永远的中国人。爱国至上！”刘念智（刘鸿生四公子）在旁说：“你老兄学习得不错嘛，你的品格很像陈云啊！”徐说：“老弟不可这样比。他是共产党员，国家领导人，我不是。不过，他的正直，他的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我们还是可以学的，有这个想学之心，倒是符合共产党的要求的。”

　　徐国老的子女、孙子女都在国外事业有成，其中有一个最小的儿子是改革开放后复旦大学的“数学状元”；有一个孙女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晚辈们常轮番回来看他，他也经常出国或去香港探亲访友。

　　有一次，1990年吧，国老要我到他家看照片，他捧出两个大抽屉，照片排得满满的，少说也有上千张。

　　“哈哈，这都是我从1981年开始到现在，3次去美国，9次去香港，3次去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同亲戚朋友一块拍的。”其中，有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国老动容说，都是他在金陵大学的女弟子；有开着汽车做V形手势的大男孩，国老指认说，那是他第二个孩子的孩子；还有一群西装革履、气度超群的男士，国老心花怒放说，都是他当年的仁社弟兄。“你知道，我十多次出访，从不花国家一分钱。”这我是知道的。我说，记得你第一次出去，担心不会批准，你直接找了张部长。两天后，你来办公室告诉我：“张承宗对我说你出去走走，我们完全同意。你在外面见到任何朋友，想说什么都可以，彻底开放，不必有什么顾虑……”他听后反问我：“你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说：“你开心的事，我不会忘记哦！”

　　国老第二次访美归来逢人就说：国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同学，见到我都是涕泪纵横啊！他们还以为我早就不在人世哩，看我现在满面红光，生龙活虎，谁不兴高采烈？我个人算什么？只是沧海一粟；但我又是“党的政策好”、“国家兴旺发达前途无量”的体现者哦！能不自豪么？！

　　这次国老还向我透露，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自己一生经历的书，要按张部长说的“想说什么都可以”那样去写，但一定要真实。他说，国家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个人的历史，我都历历在目。我要通过这本书，用历史事实告诉子孙晚辈，我们国家及我这一生，走过来很不容易，我现在不想出国定居，是因为根在中国。我要守住这个根。我“忘不了自己是一个永远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