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中的蕲州起义，后跟随中山先生，任随从秘书12年。国共合作时期，我与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董必武等有过接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我只讲讲我在南京梅园新村同周总理、董老一次会见时，受到他俩亲切关怀的情景。

　　1946年10月，我从上海到南京。当时，蒋介石集团一面与共产党举行谈判，一面依靠美国的支持，用飞机、军舰把大批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准备发动内战。因此，我决定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向周总理、董老汇报我在上海联系各民主党派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情况。但是，梅园新村30号是不能随便进出的。蒋介石规定国民党方面的人中只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五人可进去。在中共代表团住地周围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国民党反动派设立了十多个特务据点（这里面有中统、军统的联合指挥所，有特刑庭的侦讯室），前后左右虎视耽耽地对代表团及过往行人进行严密监视。特务专用的摩托车、吉普车、小汽车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販、算卦先生的特务，也日以继夜地在周围转来转去。我考虑到时间紧迫，加上求见心切，顾不得个人的安危，就化装成一个头戴破草帽，身穿土布服的老农民，绕道躲过特务的监视，进了梅园新村30号。

　　一位青年将我引进了会客室，他对我说：“周团长、董副团长正在开重要会议，我现在去传达一下。”我看见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一碗晶莹的雨花石，便低头端详起来。“老田！”我听到这熟悉的呼喊声，猛抬头见周总理、董老已站在我的面前，他们热情地和我握手问好。我与他们两位自1926年在武汉分手后，已多年不见，这次虎穴重逢，大家都倍觉亲切。他们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生活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我便向他们汇报了上海各民主党派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斗争情况，他们认真地听了之后，指示我回上海后要在各民主党派中揭露蒋介石扩大内战的阴谋，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尔后，周总理、董老就为我如何出梅园之事担心起来。周总理情真意切地对我说：“你这样出去很危险。这样吧，你在这里休息半小时，待我们会议结束后好好地想想办法，把你安全送出。”说完便走进会议室。我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便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梅园新村。

　　为了避开特务，我绕道走着，直到天黑才回到了住处。当我推开门时，便见地上有一封信，拆开一看，上面用苍劲有力的笔迹写着：“刚才到你处，不见你归来，很是不安。明天下午3时我再来看望你，希保重！董必武。”见此信后，我内心难以平静。为了我的安全，董老还专程来我处探望。我的生命安危真是系党心呵！第二天，董老果然又来了，当我见到他时不由得十分感激。我知道当时中共代表团的汽车或工作人员只要一出来，立即就有特务尾随盯梢，而董老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两次来我处，共产党对我真是义重如山，情深如海啊！董老对我讲，昨天我离去后，周总理和他都急得坐立不安，他马上来到了我的住处。见我未回，便写了这封信塞进门缝。董老还告诉我，为避免特务对我的加害，今天他在离我住处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徒步来到我处。共产党考虑得多么周到！临别时，我的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董老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相见的日子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