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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敬爱的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下，“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解放蒋家王朝老窝南京，神迅地挥军东征，直至上海，敲响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丧钟。大家知道，所谓“十里洋场”的旧上海，百余年来，历来就是各个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的顽固堡垒。而象征这种反动统治的工具，主要的就是作为欺压人民的警政大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才能够最彻底地解救上海人民，并使这种作为统治工具的警政大权，真正掌握在上海人民自己的手里。
我陆大公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时代”开始，干了几十年的警政工作，直至上海解放。我作为一个尚有爱国天良的中国人，一方面由于职务和职业的关系，不得不违背良心充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御用工具；另一方面，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到来，我可能利用某些有利条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为上海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这个善良的愿望，终于依靠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挽救和具体领导，使我如愿以偿，乃使我有可能以戴罪之身，乘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时机，对反动统治者作反戈一击，为促成上海解放的顺利进行和保护上海，使警政大权顺利地回到上海人民的手里，而尽绵薄之贡献。为此目的，曾经历过许多复杂矛盾和艰苦斗争。
（一）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克服重重险阻和困难。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即由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指派吴克坚同志等为代表在上海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我就是通过杨啸天、王寄一、朱古烈等人关系，才获得与中共地下组织以及吴克坚同志等取得联系的。从这以后，我梦寐以求的爱国志愿，才有可能由理想变为现实。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上海以及全中国的解放，实已迫近眉睫。1949年春吴克坚同志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正确指示，为迎接解放，为确保上海市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在其垂死灭亡之前可能疯狂破坏，大力开展策反警政人员组织起义工作。为了贯彻中共的具体领导和有效地应付各种事变，吴克坚同志指派联络员肖大成同志前来联系，直接对我以及何培荣等进行具体指导。中共交给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抓住关键时机，排除万难，有效地策动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切尚有爱国热情的、同情革命的员警。不失时机地作好起义投诚的准备工作。这个任务是极其光荣又极其艰巨的，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在旧上海曾经长期从事警政职业的人员来说，今天能受到共产党和人民和信任，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我感到无限光荣和自豪。
在执行为此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面前，我所面对的困难险阻是难以想象的。我的对立面是极其奸险狠毒的郐子手毛森及其一帮子死党，还要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爪牙的破坏。我每走一步，稍一不慎，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然而，我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吴克坚、肖大成等同志的具体指导，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二）上海解放前夕“峰回路转”的胜利斗争。
我个人在当时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我虽然从旧“英租界”时代开始，就在上海充当第一批高级华人督察长旧警政职务，人地熟悉，社会关系也较为广泛，这应该说是进行革命工作的有利条件。但我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更不属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任外人”一直干下去吗？当然不行。因为对我有所疑忌，早在1948年俞叔平任市警察局长时，就把我的“警备科长”职务调换了。他们把我“调升”市警局专员兼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这是一种“明升暗降”的手法，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待异己者所使用的一贯手法。我失去当“警备科长”的实权，当然会给我所争取完成的起义和策反工作带来不利因素。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们并未因此而放松对我的疑忌。尤其在毛森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以后，对我更加歧视和压制。我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在毛森及其爪牙们的严密监视之中，不得不经常临时变更与共产党联络地点，秘密接头，接受党的指示。特别在上海已处于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战略包围和接近解放的前夕，毛森对我杀机毕露，只要稍微抓到有一点“通共”的可疑证据，就准备立刻将我逮捕枪杀。环境如此险恶，形势如此迫切，而共产党为了挽救我，并信任我，授我以光荣的艰巨任务，我必须豁出一切去坚决完成。
1949年5月，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陈毅同志的亲自统率下，挥军东指，向上海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节节惨败，溃不成军。解放大军很快就攻克市郊各县镇，进逼上海市区。当此之时，肖大成同志向我传达党的具体指示，并直接指导我按党所规定的任务抓紧进行。与此同时，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对我更加敌视，他在一次对其亲信骨干的会议上说：“陆大公是一个隐患，此人在上海各方面都熟悉，如果把他留下来，万一落在共产党手里，供其利用，对我们很不利，不如把他杀掉了事。”据有参与其会者后来告诉我：当时有一个毛森手下重要骨干名叫应子春的，他提出异议，认为“杀掉陆大公，还不如利用陆大公”，应子春说：“我们（指毛森一伙人）撤走，总须有人过渡，陆大公就是一个可供派用场的对象，何必杀之？”毛森同意了应的意见，我才免于遭其毒手。
除了毛森一伙的威胁之外，军统其他特务也紧紧盯住我不放。张达任市警局督察处长时，我任警备科长，故有一段同事关系。此时突然出现，以“老朋友”身份前来与我“亲近”。我料定此人上门必非好意，对之保持高度警惕。另外，我又相机行事，将计就计，意欲利用张达来抵消其来自毛森方面对我的严重威胁，我假装“老友情深”，向张达诉起苦来，并把毛森欲意加害和歧视的情况作了陈诉，请张达为我缓解，并为了使他对我“深信不疑”，我将自己所珍藏的三枝手枪奉送给张，以换取他的欢心。却未想到张达采取“实为其来”的行动，硬拉着我一同出门上车，直驶“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巢穴。原来他是奉毛人凤之派遣来拉拢我上钩的，并且采取了这种“软绑架”的特务手段。
毛人凤亲自出来装着满脸笑容接待，经张达介绍，只谈了一些毫不相千的客套辞令，我就起身告辞，毛、张等亦未加以阻拦，但隔了一天之后，毛人凤忽然派了一个名叫王仲青的特务骨干前来和我联系，一而再地约我到沙利文和南国酒家相见。此人传达毛人风的指示，软硬兼施地逼我写一份简略“自传”，我不能推托，只能写一张简历以资应付，王仲青还要发给我电台，我说对于此道一窍不通，只得罢了。这件事情发生在上海解放之前数天。另一方面，他们更加疯狂地实行白色恐怖，乱抓乱杀。我和肖大成同志曾有几天失去直接联系，但我有一种信心，形势愈是紧迫，党对我个人安危以及我所承担的任务必然会愈为关切。因此，我虽然处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但能坚持原则，临危不乱。我对毛人凤的虚与委蛇，将计就计，正是欲利用二毛（毛人凤与毛森）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借毛人凤的掩护来对消毛森对我的敌视和威胁。这一着棋居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月24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力，如疾风扫落叶，即将攻进市区，市警察局长毛森慌了手脚，仓皇布置逃跑。在其失败逃亡之前，需要我这个他们认为“适当的人选”来做“替罪羊”，以便于顺利地掩护他们逃跑。这时，轮到毛森要“利用”我陆大公了。他派办公室主任秘书应子春来找我，传达毛森命令，叫我马上去市警察局见毛。我颇感到紧张，不知此行是凶是吉，是要杀我呢？还是别有其他阴谋诡计，但我在应子春催迫下，不能抗命不去，于是昂然随往。却没想到毛森这时对我则是收起屠刀，装成一副“春风笑面”，寒暄数语之后，即向我宣称：“因为台湾援军未到，上海的战局非常吃紧，现奉令作必要时的撤退准备，因此，请你来协助担任市警局副局长，帮助维持上海治安……”毛森还问到杨虎现在在那里，叫我把他找来，请他担任“上海警备司令”。接着，他就正式宣布委任我为市警察局副局长。毛森当即下令召开“应复会议”，对参加此会的科处长、分局长级以上人员说：“你们凡属留下来的人员，一律必须绝对服从陆大公副局长的指挥，不能违抗命令，凡属愿意跟我去打游击的，都必须把自己所负责的职务交待清楚，严禁浑水摸鱼，草率从事，如敢违犯，立即按律枪决！”这是毛森的一番做作，无非是在其逃跑之前，向我以及他的那一群爪牙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同时也为了使我“安心”，俯首贴耳地去当他的“副局长”罢了。
形势是如此迅速发展，时间是如此紧张迫切，我必须立刻设法从毛森面前脱身，以便最迅速地将情况向中共党的地下组织汇报，请示机宜。我猜透毛森的用心，他了解我与杨虎曾有较密切的师生关系，必然知道杨虎避祸藏匿之处（杨虎为了避免毛森以及国民党特务们的迫害，已避居于旧敦信路一个英国人的家里），故叫我去把杨找出来。我将计就计，立即托词去寻觅杨虎，毛森不疑。我幸得机会通过田淑君向党组织汇报。当天下午，党组织负责人吴克坚同志特派肖大成同志前来与我联系，传达党的指示，不同意杨啸天（即杨虎）出来担任“警备司令”，也不允许杨出来与毛森相见，恐遭毛之毒手。肖大成同志指示我以“寻找不到杨虎”为由向毛森汇报。
时间越来越紧迫，毛森一伙再也不能“恋栈”不走了。他命令应子春电话催促我“马上回局待命”。应子春在电话中传达毛森的命令说：“局长决定即时转移，命令你以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要你马上来局接受任务。”这事来得突兀，我不能不有所疑虑。经向中共党组织汇报请示，吴克坚同志当即以坚定的革命胆略，指示肖大成同志向我传达党的决定，叫我消除一切疑虑，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革命精神，前赴市警局接任代局长，肖大成还决定亲自随我到局（肖同志当时以“义务警察人员”的身份为掩护），以便随时向我指示机宜。当其时，随我一同进入市局者，除我亲信顾德龙外，还有早经建立革命联系之义务警察人员姜怀素、吴义耕等人。我一到市警局，毛森果然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办事，把“局长”一职交给我代理。因为火已烧到眉毛，毛森惶惶如丧家之犬，此时不得不夹起尾巴作逃命之计了。
我依靠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并有机智沉着的肖大成同志随时在我身旁指导机宜，正所谓胸有成竹，何坚不克？我接任代局长后，第一件事要做好，就是把全部义务警察领导权牢牢抓到手里。我派姜怀素、吴义耕等火速去把“义务警察指挥部”成立起来。动员全市义警出勤维持治安。又命令警备科副科长喻飞（此人早经我们发展为同情并参加起义人员之一）迅即陪同肖大成同志一道前赴机动车大队部，把该部武装部队和机动车队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以准备应付万一的事发。
毛森虽已把“局长”职务交我接替代理。但他到下午3时还赖在“局长室”里，没有离开市警局。并还不时对我发号施令。他忽然想起要我去找当时接替陈良而代理上海市长的赵祖康来谈话。我亲自把赵接来局里和毛森谈了一会，赵代市长便起身告辞回市府去了。此时，警局户籍科副科长来向我密报说，毛森命令他把所保存的户籍册档案等全部毁掉，他特向我请示，我当即对他说：“我是代理局长，你们必须听我的命令，户籍册和档案等物必须保存，不准毁坏，如有违抗，你要负责任。”这个户籍科长按我的命令，把户籍档案保存下来。机动车队部又来电话向我报告，说是毛森叫该队派几部装甲车保护他撤走，特此请示“派还是不派去”，我在电话中坚决指示“不准派”。并立即命令将原来停放在市局本部门外的两部装甲车，也调回大队去集中待命。
毛森赖在市警局局长室，一直到下午7时，眼看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仅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分乘两辆轿车从市警察局出来，狼狈逃去。只有一名曾任警备科长的钟敏和一名曾任驻卫警总队长的司道平，跟着毛凄然亡命。这钟敏其人，曾一度企图投机于起义人员之列，但到紧急关头，又忽变志，甘心跟着毛森去走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末路。
毛森的仓皇出走和狼狈逃命，在客观上使我得以放手开展准备起义和迎接解放的革命行动。我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立即将毛森逃跑的情况向地下组织负责人吴克坚同志汇报并请示机宜，吴同志指示我按照中共所规定的行动方针，排除万难，放手接代市警察局长职务，有效地维持治安和控制局面，同时积极做好起义准备工作，迎接上海的全面解放。当时，上海市长陈良早已逃走，由赵祖康代理市长职务，我当即将自己按代市警局长和毛森业已逃跑的情况以电话向赵市长作了汇报，赵在电话中指示我：“务必切实维持治安，防止国民党的特务以及一切不法之徒乘机捣乱，危及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我派警卫去市府加强保卫赵代市长安全。
（三）新形势下的复杂的斗争。
我正式宣告接任市警察局代理局长职务之后，首先通令全市各武装警察总队各直属单位以及各分局正副局长，均必须严守岗位、服从命令、不得有任何擅离职守或抗命行为。接着，我就以代局长名义发布第一条命令：“全市从即晚7时开始宣布戒严，严密防止奸徒乘机破坏，危害治安。”第二道命令，即是根据当时现状调整人事安排，（除了那些已经死心塌地跟着毛森去“打游击”的人以外），我重新委派各级人员，他们的名单如下：
市消防处处长周兆祥（原任）
市行政处代处长黄东升
市督察处代处长陈达恭
市督察处督察长室代主任陈天中
市刑警处代处长周泗安
市总务处代处长崔汉翅
市人事室代主任缪礼成
市会计室代主任金蔚康
老闸警察分局代分局长蔡承德
黄埔分局代分局长孙超
新成分局代分局长李文村
提兰桥分局代分局长徐以德
蓬莱分局分局长王风（原任）李大实
常熟分局代分局长王思祖
北站警察分局分局长姚启洪（原任）
静安分局代分局长王华臣
闸北分局代分局长黄建国
江宁分局代分局长朱宝荣
邑庙分局代分局长李维繁宋绍美
嵩山分局代分局长刘海山
长宁分局代分局长孟汝丰
长宁分局代分副局长吕同峰
北四川路分局代分局长王钰
杨浦分局分局长王渭周（原任）
新市街分局代分局长刘文华
大场分局代分局长王瑞洪
榆林分局分局长吕逸民（原任）
水上分局代分局长朱一夫
龙华分局分局长吴克孝（原任）
虹口分局代分局长陶根荣
徐汇分局代分局长朱新亮
卢湾分局代分局长赵佩瑾
普陀分局代分局长徐范
高桥分局代分局长丁祥我
杨思分局分局长曾振球
洋泾分局代分局长唐若曾、黄军
吴淞警察所所长沈福亭（原任）
真如警察所所长刘健（原任）
市警察医院院长唐仁缙（原任）
市警察学校教导总队长何文朴（原任）
市警察学校代教育长夏赫
市保安警察第一总队调整人员名单如下：
总队长潘镜
副总队长赵仁敏（原任）
人事参谋孟作梅
作战参谋陶世健
副官夏瑞墀
会计主任许思远
事务主任陈保泰
书记室书记宣中和
第一大队大队长卓永霆
副大队长周璜
所属三个中队的中队长王诗光朱力文等人
第二大队大队长施祥生
所属第四、五、六中队长汪锡藩、方保扬等人
第三大队大队长赵士佳
副大队长斯普理
所属七、八、九中队长方乃忠等人
市保安警察第二总队调整人员名单如下：
总队长王锐含
副总队长赵仁民
所属副官室主任赵成龙
人事室主任边巨迪
会计室主任杨鑫等人
所属机枪中队中队长陆耀宗
第一大队大队长周兴全
副大队长郑树棠
所属一、二、三中队长袁浩、孙武权、朱远楚等人
第二大队大队长刘静可
所属第四、五、六中队长刘兰亭、陈心让、易大文等人
第三大队大队长韩铭书
所属第七、八、九中队长郭宜贵、石楚、汪挺进等人
市警察局直属机动车大队名单如下：
大队长梁声溢
所属第一中队长从林
第二中队长陈先尧
第三中队长徐鸿思
以及各中队所属分队长王振鹏、唐振亚、陈英、罗永祥、李平凡、冀中等人员和其他人员。
市义警指挥部人员名单如下：
指挥部负责人姜怀素、吴义耕、陆永祺
老闸区义警大队长王家声
副大队长赵晋福
常熟区义警大队长陈友三
普陀区义警大队长周步兼
卢湾区义警大队长郭文钰
江宁区义警大队长戴敦华
黄浦区义警大队长范光益
江湾区义警大队长吴义堃
徐汇区义警大队长姚梅村
其他名单所属人员等不及详记。
以上这些人事安排，有原职留任的，有原职留守人员已随毛森逃走，或已撤离职守因而需要派员接代的。还有一些人员则因深受共产党和人民解放所宣示的政策精神的感召，愿意留职，并借以立功自赎的。总的说来，至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作为“代局长”身份，对他们所发出的命令能贯彻执行。
我考虑到局本部防卫力量单薄，命令保安警察第二总队王锐含立即调派武装部队一分队进驻市局，置于我的直接指挥之下担任警卫，以保安全。
这些事情布置好了，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推进市区，我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立即下令各警察部队、各分局、各派出所负责人，立即作好起义投诚准备，在各该驻在地悬挂白旗。遇到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不准抵抗。同时命令所有值勤员警，一律徒手出勤，解放军来到即高举双手，口呼“投诚”，以避免误会。这时已是5月24日夜间，吴克坚同志派来吕云荪为其代表，进驻市警察局，协同指挥部署。
当时,中共党组织还通过爱国人士，大业印刷公司经理王耀堂来电话与我联系，介绍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陈云杨同志以及张同志到市警局来进行工作。张提出要使用一间房子办公，以便与原先秘密设置在各分局的“保管委员会”负责人联系，我就把自己原来任“专员”时用的那间“专员室”拨给了他。他们的进驻，使我增添力量和信心，因为我更有依靠了。
情况在瞬息变化，斗争的形势也曲折复杂。不但反映在我当时作为“代理局长”所面对的许多具体问题上，也反映于当时我所属的各分局、各单位某些负责人的头脑中。例如原任老闸代分局长的蔡承德，他未随毛森逃跑，但却畏罪逃匿了。但一当他听说是我陆大公代理市局长，此人信得过我，马上就打电话来请示，我命令他立即回局继任代分局长职务，并马上悬挂白旗，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市区。24日深夜12时许，常熟分局来电话报告，说是他们已遵令向人民解放军悬旗投诚，解放军已胜利进驻该局。其它各分局都陆续有电来报告投诚和人民解放军进驻接受的情况。我听到这些报告感到异常兴奋。并当即将情况向驻在市局的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如此新旧交接的紧张时刻，偌大的一个上海市区，治安维持良好，没有发生乱子和安全事故，更没有出现国民党特务破坏等情况。
5月25日上午10时，我怀着无比激动和无限喜悦的心情，幸福地躬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市警察总局。这天上午9点45分，我就着身便服从市警察局走出，来到江西路福州路口，等待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到临。10时整，先头部队到达，我迎上前去，首先自报本人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特来迎接解放军进驻市局，并恭听指挥；领队的解放军指挥员当即指示我立即下令撤除该局的门岗门哨，交由人民解放军战士接管。从这时开始，就象征着旧上海用以统治人民的专政工具——警察大权，已回到人民手里，我陆大公——一个曾经从事旧上海警政工作数十年的旧人员，今天能参加这个历史性的交接，我感到无限光荣!
（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工作。
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开进市区并胜利地进驻市警察局，这就给我增添了无限信心和力量。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同志亲自来到市警察局视察，我向他汇报了奉命接任代局长以来所经历的各种情况，并请示机宜。仲主任命令我立即召集科局级以上原职人员举行会议。仲曦东同志代表党和人民解放军向与会人员作了讲话，他指出：“你们过去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服务，做了一些坏事。但是，这一次你们能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约法八章》的号召，你们的警察和武装警察部队不顽抗，不破坏，并能把市区的治安秩序维持好，决心弃暗投明，迎接解放，这是你们的觉悟。你们这一件事做得好，做对了！”与会人员听到解放军首长的训勉，都感到十分激动和鼓舞。在开会时，原警局督察长朱良椿和国民党参议员张中原陪同一位自称是陈毅同志的代表，要求和我相见，他提出要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内设立一个临时的上海市安全理事会，并推颜惠庆先生为会长。这件事关系重大，我焉敢专擅，当即把来人引见仲曦东主任。仲主任果断地说：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没有设立这个“安全理事会”的必要。关于上海市过渡时期的治安，仍交由陆大公局长负责，由他统一指挥原来市警局及其所属各机构的员警，努力把上海治安维持好，用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他说完话，就起身离开市局。为了指挥便利，他在新成分局设立了一个临时办公机构，并关照我，如有特殊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或请示。
自从5月24日下午我接代市警察局长以来，几乎每一分钟都处在极端复杂和紧张的斗争气氛中，我已经两天两晚没有睡觉，也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连眼睛也红肿了。但是，我的精神状态比任何时候都兴奋，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任何疲劳。特别自解放军进驻市区以后，虽然上海市区还有零星战斗，并且发生过个别的因事先联络不及的偶然事故，但总的说来，工作的进展是甚为顺利的。例如：
1．原在国际饭店内驻有市警察局保安第二总队的一个大队，该总队长王锐含接到我的电令，立即派一分队开来市局担任警卫（这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进驻市局之前）。尤其值得一提的，在5月25日下午，当人民解放军挺进到南京路时，曾与警备司令部装甲部队遭遇，双方开火发生战斗。王锐含一面用电话向我报告，一面立即命令所属部开出，于双方开火地点从中加以隔离。这样，就避免了在市中心区发生的一场流血战斗，并使解放军得以顺利前进。
2．5月25日夜间，盘踞在新光内衣公司附近的一部分蒋军残余部队准备负隅顽抗。我得到报告后，立即致电该公司经理傅良后，请他设法诱劝反动军队撤走。另有盘踞在北四川路桥和邮电局进行顽抗的一部份蒋军，我电请邮电汇业局局长王某设法使这部分反动军队从桥头撤走。又有盘踞在大桥的一部分蒋军，准备占据该大桥作绝望挣扎，并不断向苏州河南岸方面开枪射击。我又电请大桥的房客联合会主任英国人某某出面向反动军队头目交涉，使其撤退避免一场炮轰，邮政大楼事件所有这些情况，我都随时向仲曦东主任汇报和请示，并都得到较为顺利的解决。
3．最突出的一个情况，就是发生在杨浦分局。自毛森逃走，我接代市警察局局长职务后，我曾下令所属各警察分局，都需准备悬挂白旗，表示起义投诚。25日下午，苏州河北岸杨浦区一带还未解放，盘踞在那里的反动军队，看出警察分局似有异动，立即派军队把杨浦分局包围起来，并将该局所有员警一律加以拘留，而将该分局占领。这部反动军队为数达数千人之众，其势汹汹。这时候，该分局有一个具有爱国正义感的办事员冒着生命危险，从反动军队的严密看管之下逃了出来。他用电话向我作紧急汇报，我马上请示仲主任。仲曦东同志指示我迅速派一可靠干员将情况向驻军武昌路三元宫的聂凤智军长报告。我立即电令北站分局长姚启洪亲自前赴军司令部向聂军长汇报情况。军首长据报并将情况作缜密研究后，决定采取用政治瓦解敌军的方法，全部招降了这一支占据杨浦分局的反动军队。
4．还有一件不幸的事故，发生在5月24日深夜，肖大成同志率领市警察局机动大队长梁声溢等一同开着警备车，前赴迎接解放军进入市区，由于向导人员在事先未与解放军部队取得联系，值此战争进行期间，被误会认为是敌对行为，解放军战士开枪射击，这个梁声溢大队长起义之志未酬，不幸中弹身亡。这件事还应归咎于我们在工作中的疏忽失误，深感遗憾。
5．郐子手毛森于失败逃亡之前，曾疯狂杀害革命烈士以及无辜的人民。我接任代局长后，即从局内发现九具烈士的尸体，惨不忍睹。又有爱国人士篑延芳先生转来黄炎培先生给我的电报，嘱为查明其子黄兢武同志的下落，经过调查，惊悉黄兢武烈士已被毛森杀害于宋公园。我怀着无比悲痛和愤怒的心情。电复篑君转达黄氏。
6．杨虎向我转来党的重要指示，命我立即设法营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的张谰先生和罗隆基先生，以免其遭毛森之毒手杀害。我与负责看管张谰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阎锦文有旧，并曾于事先与阎建立过革命联系，就会同阎锦文设法将张谰、罗隆基妥善地转移南昌路59号杨虎私宅安置，命令卢湾分局负责加意保护，以策安全。
7．曾被毛森滥捕而关押在市警察局内的所谓“政治犯”约100余人，他们从广播中听到我代理局长并下令挂白旗准备起义投诚，一时欢声雷动，并提出立即释放的要求。他们责问“现在上海人民全都解放了，我们都是爱国的革命人士，为什么还不将我们释放”。这是完全合理的要求。但是，我的职责是负责维持过渡时期的上海治安，我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于中共党的地下组织的指挥，在未接到党的指示之前，我不能作出越权举动，我亲自去对他们说：“现在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市局，你们的安全已有绝对保障，只等军管会负责同志一到，就可以立即释放你们，请大家稍稍安心等待。”由于毛森一伙逃跑前，把局里所有的钱都席卷而去了，我为了照顾这些蒙难者的生活，只得掏出自己仅有的几十元银币，交给代总务处长崔汉翅去购买一些饼干、糖果、面包之类，分送他们食用，借以表达一点同情的心愿。过几天，军管会派来接管专员，这些被关押人员都获得了解放。
8．还有被毛森拘捕的400多名“政治犯”关押在南市看守所，他们也联名上书要求释放，在接管专员到局后，由我转请予以全部释放。
以上这些情况，都是在1949年5月24日下午7时我接代警察局长以后发生的，时间虽极为短暂，斗争则甚为曲折复杂。依靠中共党的地下组织的正确领导，故能得心应手，临事无惧。
（五）人民政府接受上海警政大权
1949年5月26日，党和人民政府派来了三位接管专员，他们是李士英、杨帆、梁国斌等同志。这三位同志持有中共中央的介绍公文来和我联系，并在市局内设有“接管专员办公室”。我奉接管专员之命，暂时继续负责维持上海治安。
5月28日，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上午10时，我在李士英和杨帆同志的引导下，来到市府大楼，荣幸地见到陈毅同志。陈毅同志当时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几年前，我即已久震他的威名，从“黄桥之役”开始，人们就对这位陈毅将军有许多传奇式的传说。当我由李士英和杨帆同志引见时，我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不知应当如何应对。走进办公室，在我面前屹立着一位魁武奇伟的巨人，他并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而是一位和霭可亲的长者。陈毅同志向我伸出温暖的巨手，和我紧紧相握，我一时几乎被激动得掉下热泪来。接着，他携我入座并开始谈话，我心里捉摸着．这位首长必定是首先向我询问有关上海的治安情况和交接事宜，暗自打下腹稿，准备回答。万万没想到他身为百万大军统帅，在这戎马倥偬之际，日理万机不遑，却是最最关心上海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他所想到的是如何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和建设一个崭新的上海。陈毅同志极为关心上海市的交通问题，频频向我询问市区的交通状况，问我何者应当兴革，以福利人民。我向他汇报说，过去的反动政府不顾人民的安全，交通秩序很乱，例如在龙门路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转角之处，常常出车祸死人，又如北京东路交通过于拥挤。旧政府当局就是明知不问，不加改善等情况。陈毅同志听了汇报，当即严肃地用坚定的语气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有决心、有气魄、也有能力，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旧中国和旧上海，我们也敢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和新上海！我们坚决相信，不要很多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所谓‘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彻底改造过来，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把它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的新城市厂他是那样有信心、有魄力地讲出这番动人心魄的豪言壮语。谈到这里，陈毅同志又转而用十分温和和亲切的态度和我叙起“掌故”来，他回顾了从前租界时代的往事，他说：“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上海的时代，上海是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我就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抓进去坐过牢，并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而只是因为住在大世界附近一家旅店里欠了一点房租付不出，就被老板报告巡捕房将我抓去关了起来。现在好了！上海终于回到人民的手里，过去那种黑暗时代将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厂他的讲话是那样明朗、爽快和亲切感人，使人深受教益，深受感召。我在旧社会，见过各式各样的所谓“大人物”，他们都不过是一群吸血的恶魔，比起这位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的风度和气魄来，他们是显得何等的渺小！
从这次接见以后，我后来还曾有过许多次机会接近陈毅同志，我把它看作一生中最大幸福。6月3日，上海市人民的专政机关一一上海市公安局宣告成立。我认真负责地办好了移交事宜。从此以后，上海市的警政大权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这件事实本身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
党和人民政府鉴于我的起义投诚，尚能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做了一点好事，作过绵薄的贡献，即不念旧恶，并贯彻政策精神，给予我以生活和继续效力的机会。在职期间，曾按照陈毅同志指示的精神，会同市公用局几位专职干部，共同撰写一份《陆上交通规则》草案。呈陈毅同志审阅后，批交交通处负责同志带往北京，据悉，这份草案经在全国交通会议上审查整理并子通过，而作为“全国陆上交通规则”颁布了。
共产党的恩情，我永远说不完，也终身报答不完！我谨当矢忠矢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和人民，誓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促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陆文彬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