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促使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但在革命继续进展中，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之从武汉迁都南京，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而美其名曰“训政”，实质上是蒋介石个人独裁，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政治形势，耍弄所谓“还政于民”、“实施宪政”的把戏，首先在各省、市、县“选举参议员”，成立参议会，进而“选举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一幕幕的丑剧登场，伪装民主，腾笑中外。

　　一九四六年三月，上海选举市参议员，其时我任老闸区区长，利用办理选举的职权，当上了参议员．参议会从一九四六年八月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为止，时近三年。现把参议会的内幕和活动情况，略述如下。

　　一、参议会的组织和职权

　　上海市参议会内有“民选”的参议员一百八十一名，后又增加“遴选”（即指派）的三十六名。会内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在第一次大会上产生。全体大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大会闭会期间由各个小组委员会继续活动。小组委员会与市政府各局对口，当时市政府设有社会、地政、财政、教育、民政、卫生、警察、工务、公用等局，针对各局业务，每局设一委员会，互推召集人三人，负责召集会议，代表参议会参加市政府对口局的有关会议，并负责经常联系任务。

　　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闹出一幕让议长的丑剧。就是先选出杜月笙为议长，他当选后谦让不就，再选出潘公展当议长，这是CC方面和杜月笙事前布置好的。副议长由徐寄庼当选，当时他是市商会理事长。

　　会内设秘书长一人，下设几个科，工作人员约有三、四十人。秘书长是项昌权，他原是民政局前身民政处的副处长。参议会实际上受民政局控制，该局局长是张晓崧。抗战时，张、项二人都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三处少将专员（三处主任是陈果夫，主管人事并监督军统活动）。

　　参议会是所谓地方“最高民意机构”，兼有立法和监察职权，规定的任务是审议地方法规和市府预算、决算，审议市长施政报告，检查贪污舞弊和工作失职等，总之是伪造民意，为所谓“实施宪政”装饰门面。至于参议员个人，可以利用地位，与官僚、恶霸互相勾结，谋求私利，但如能着眼于人民利益，也可以为人民做点好事。

　　二、参议员的选举

　　全市参议员一百八十一名，其中由各地区产生一百二十七名，由商会、工会、农会、自由职业团体、教育团体产生五十四名。当时全市分三十三个区，人口约四百万，平均三万人中产生一名参议员。参加“竞选”的手续，是先进行公职候选人登记，经区转局，由市政府转报南京铨叙部，取得登记证，才能参加“竞选”。选举票上印好加倍候选人，投票者每人圈选一人，国民党效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选举时大事宣传，实质上暗中控制，威迫利诱，无所不为。为了迫使市民投票，把早应分发的国民身份证扣着不发，到了选举这一天才在选举场上分发。由于凭身份证每人可以每月购买平价米二斗，这样市民不得不去，报纸上就此宣传“选民踊跃投票”。

　　选民本来并无选择目标，由办理选举的人员指定他们投票，所以竞选人先要拉拢工作人员，有的直接对选民威胁利诱，曾出现过投票一张，赠送一条毛巾或一张客饭票，以及用暴力强制投票等现象．因此当选的人，不是有势有钱的官僚富商，便是地方恶霸和经办选举工作的人员。这样，竞选时固然要化钱费力，但如果竞选得逞，那末本人的权势和经济力量就能迅速上升。三年中，我见到参议员面目大变的确实不少。

　　我从一九四六年一月起担任老闸区区长，三月间办理参议员选举。老闸区人口约十四万，可产生参议员五名，我利用职权，得票近全区选票的半数。这个区是既繁华而又肮脏的中心闹市，我本来想把它整顿一下，可是在旧社会，你要做坏事，大家同流合污很容易，要做好事，却是孤军奋斗，困难重重。因之同年六月间就辞去区长职务，摆脱上下左右的牵制，一心当参议员，满以为取得了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就可以有所作为。其实，这怎么可能呢！

　　三、派系斗争

　　各区各团体产生的参议员一百八十一名，加上后来国民党政府指派的民社党和青年党参议员三十六名，总计二百十七名中，除了汤桂芬是中共地下党员外，还有民社党、青年党员，另有少数其他方面的人士，如工商界的荣鸿元、荣鸿三、郭琳爽、吴蕴初、王晓籁、徐寄庼、刘靖基、金润庠、史詠赓、周祥生、金凤翔等，老官僚王正廷、吴启鼎、傅汝霖和帮会头目杜月笙、顾竹轩、金廷荪、金九林等，这些人同国民党或多或少都有关系。此外，大多数是国民党内各派系或接近某派系的成员。如CC分子和接近CC派的，有潘公展、陶百川、陶广川、詹文浒、冯有真、姜怀素、唐承宗、赵棣华、骆清华、王延松、水祥云、周学湘、徐则骧、季灏、俞传鼎、奚玉书、汪竹一、徐学禹、庞京周、万墨林等（其中有些人和杜月笙关系密切，杜和CC是合作的）。三青团骨干和接近他们的，有吴绍澍、姜梦麟、范锡品、沈春辉、费树声、吕恩潭、潘介眉、庄鹤礽、曹俊、毛子佩等。军统有童襄，中统有季源溥、孙云峰、金德寰，同杨虎有关系的有田淑君、侯寄远、王乃徐等。

　　在参议会内闹派系斗争的，主要是CC系和吴绍澍一派的人。抗战以前，上海是CC系的根据地，沦陷期间，吴绍澍异军特起，独占了国民党党、政、军、团地下组织的领导职位，抗战胜利后，一跃而为上海副市长、社会局长以及党团首要，身兼数要职，声势喧赫。由于利害冲突，他和CC及杜月笙一伙形成势不两立的情况。但在参议会内吴绍澍方面只有三十多人，而CC方面则占多数席位，所以会务被CC所控制。每次大会前CC骨干和同他们有关系的重要人员总要集会一次，由潘公展、杜月笙、吴开先出面请客，在中汇银行董事长室开会。参加的有参议会副议长徐寄庼、秘书长项昌权、民政局长张晓崧以及一批较有影响的参议员。集会时对于大会的重要议案先行交换意见，以后在会上按照布置进行。如第一次大会时决定议长、副议长人选，以后成立各组委员会时，也于事前商量好各组召集人人选，结果当选。我和CC分子接近，但不是CC组织中人，当区长不是CC的关系，当参议员也是自己搞出来的，所以他们虽然邀请我参加中汇银行的集会，而我的行动比较自由，有些活动还和他们对立。

　　四、几次活动

　　参议会虽是反动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但在内部也有一定的矛盾和斗争。我在参议会三年中，主要经历过以下几件事：

　　（1）关于房东加租

　　上海居民绝大多数都是租住别人的房屋，所以房租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沦陷期间，新建房屋很少，而人口增加很多，由此而引起的房屋租赁和租金纠纷也更多了。抗战胜利后，市政府主管部门订了一个房屋租赁条例，规定房租按照原来租金额，按当时币值住房乘四十倍、营业用房乘六十倍计算，以后又调整到七千倍、九千倍，并规定如业主确实没有房子居住，可以酌量收回一部份，其他非自住者不得收回。但是由于当时通货膨胀，原房租与币值的比例数和物价日趋脱节，房东要求房租按照物价上涨比例调整，而房客则要求按照原规定比例付租，因此普遍发生房租纠纷。

　　一九四七年初，我在市参议会提出限制房东任意增租的提案，由于参议员绝大多数是租住别人房屋的，所以得到大多数赞同通过。但另一参议员马少荃是地产业商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他代表房东利益，要求废除房屋租赁条例，取消房租限制。同时上海还有几家洋商大地产公司，如哈同洋行、业广公司以及天主堂地产部等，也以房租与纸币四十倍的比例远离实际，要求取消房租限制，许可房东任意涨租。市长吴国桢为了讨好洋商及大地主，与马少荃在参议会上互相勾结，一唱一和，但在通过时均被击败。

　　房屋租赁条例既未取消，有的房东就拒收房租，而以房客不付租金为理由向法院控告，要求收回房屋。为了配合我们在参议会内的行动，邵永生、张中原、虞舜、马君硕和我等发起组织上海房客总联合会，通过各里弄房客联合会策动房客把应付房租用房东户名存入银行，按月通知房东，抵制房东的借口。到一九四八年底，南京路房客联合会首先和哈同洋行达成协议，房租由房东房客双方协商决定，接着房客总联合会推广了这个办法，使上海房租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由于上海的房租纠纷解决得较有成效，南京、苏州、镇江、杭州等地起而效法，一九四八年秋各地房客组织的代表，在上海举行过江浙两省和上海市房客联合会联席会议，在各地报纸上发表新闻，制造舆论，联合行动，对以后各地房租问题的解决，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关于公用事业涨价

　　公用事业关系每一个市民的生活和许多生产事业。当时由于物价波动，公用事业单位就随着逐月涨价，致使广大市民不胜负担。参议会公用事业委员会有三个召集人，我是其中之一，其余二人，一为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一为市府顾问汪竹一，他们很少来参加会议，所以实际上由我负责。我经常主持公用事业委员会会议，并代表参议会出席市府及公用局的有关会议。

　　当时各公用事业公司大都由外商经营，如上海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煤气公司、电车公司、法商水电车公司等都是外商。为了价格问题开会，各洋商公司的总经理大多数亲自来参加，我时常同他们争论，而吴国桢却在洋人面前低头哈腰，殷勤献媚，常常讲一遍英文，再讲中文，有次他讲了英文后，却说因为事情忙，时间不许可，不讲中文了，请大家原谅。当时我讲我不懂英文，请他讲中文，他没有办法，只好再讲一遍中文。

　　吴国桢为了讨好公司业主，一九四八年，有次提出一个依据物价指数计算公用事业费用的公式，直接报经行政院批准，并在报纸上公布命令，从下月起实行。按照这个计算公式，不仅加重．了市民的生活负担，而且工业单位也担负不起，势必加剧物价上涨。尤其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要是按照这个公式收费，全部办公费都不够支付公用事业费用。因此命令一公布，各方面纷纷反对。我在参议会提议取消这个计算公式，而吴国桢却以已经行政院批准为理由，坚持执行，我又提议向行政院请愿，会上推出邵永生、黄炳权、李文杰、马君硕和我等十个参议员到南京请愿。

　　其时行政院长是翁文灏，我们讲了反对这个计算公式的理由后，翁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说公用事业公司在经济上确实困难，也要为公司解决些问题。我们要求政府贴补及中央银行贷款，他叫我们去财政部洽商。当时财政部长是王云五，他素以提倡科学管理来自我标榜。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竟以科学管理专家的气势和教育人的口吻说：“拿物价比例来计算公用事业费用不是很合理吗？而且行政院已经批准，不能再更改。至于要求贴补及贷款，目前经济困难，根本办不到。”我们讲：“你是提倡科学管理的，首先要讲合理。请问局部的合理，全面的不合理，是否真合理！公用事业按物价比例收费是合理的，但是广大人民的收入没有按照物价上涨的比例相应增加，这样能算合理吗？学校、机关、部队的办公费不够支付公用事业费用，这样计算合理吗？你讲经济困难不能贷款，我们认为正因为企业单位经济困难，所以需要贷款，而且中央银行正在贷款给一般工商单位，为什么不能贷给公用事业单位？”我们讲得王云五无言以对，拂袖而走。第二天我们又去找他，他只得含糊其词地叫我们回上海向中央银行洽商。

　　我们回上海向中央银行洽商，结果借到了相当数字的一笔贷款，主要是给电力公司作为购储燃料之用，改正了吴国桢的那个收费计算公式。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得到了电力最大用户纺织业的支持，荣毅仁先生曾代表纺织业，多次参加过参议会的有关会议。

　　此后公用事业费用每月由公用局召开一次议价会议，会同各方协商，主持人是公用局长赵曾钰，我代表参议会参加。每次会议上，总与公司代表发生争论，有的公司代表顽固地坚持不肯减低，我就提议对这家公司的价格问题保留起来，一经保留，这家公司就不好收费，最后不得不让步，同意降低价格。

　　（3）关于金都惨案的善后处理

　　约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金都大戏院（即现在的瑞金剧场）为了一个看客不买票的问题，引起驻院警察和宪兵发生争执（双方素有矛盾），以致动武，枪杀警察六名、观众二人。惨案发生后，警方一面对被杀警察厚加葬殓，并且抚恤其家属，一面大造舆论，对宪兵严加指责。当时宣铁吾任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他为了壮大警方声势，要求潘公展以参议会名义电请南京政府严办行凶宪兵，并处分宪兵负责人。

　　潘公展为此召开参议员临时会议，宣铁吾亲自来会报告惨案经过，要求参议会主持公道．接着潘公展发言，指责宪兵杀害警察，主张由参议会电请南京政府严办凶手，处分宪兵负责人，并由宪兵队负责办理死者善后事宜。潘发言后有几个人随声附和。我最后发言，认为警宪冲突，枪杀了警察，也枪杀了老百姓，双方谁是谁非，难作结论，但参议会是替老百姓讲话的，警察和宪兵派驻戏院原来是保护老百姓的，他们发生冲突，反而打死老百姓，我们要替被打死的老百姓申冤。警察被打死了，有人替他们殡殓、送葬，还要抚恤他们的家属，可是两个老百姓被打死了没有人管。要求有关当局也要安葬他们，并且抚恤他们的家属，此外别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管。

　　我发言后，宣铁吾和潘公展无言以对，只得宣布会议到此为止，电请南京惩处宪兵的事情没有再提。此后总算有人为两个被害的老百姓安葬了，对他们家属也发了点抚恤金，这是警宪矛盾所演出的一场悲剧。

　　（4）关于竞选监察委员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所谓“实施宪政”而举办“大选”，选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前二者由各省市选民直接选举，后者由各省市参议员选举。

　　按照规定，上海市应产生监察委员两名，一名由参议员候选人中选出，另一名由参议员以外的候选人中选出。当时候选人名额共四名，其中参议员和非参议员各两名，均由参议员联合提名。结果，参议员中我得四十一票，陶百川得十四票，非参议员杨虎得八十多票，金龙章得十多票（民、青两党提名）。陶百川原是CC方面在上海负责搞文教活动的，得到CC支持，但我在提名中占了很大优势一，因为我平日在参议会做实际工作，接触的参议员较多，同时吴绍澍为了反对CC，也全力支持我。CC看到陶百川的形势不利，挽人叫我退让，说是如果我能退让，可以给我当个省政府委员，我未同意。后来杜月笙也叫我退让，迫于形势，我只得表示同意。

　　当我一表态，杜月笙、潘公展、吴开先马上联名请客，请了一百名左右参议员，地点在招商局餐厅。席上先由潘公展讲话，说我决定退出竞选，并叫我讲话。我表示，许多朋友提名我为监察委员候选人，我是非常感激的。监察委员的主要任务是要打击贪官污吏中的大老虎，我虽有打虎决心，但现在是力不从心，所以我决定放弃竞选。

　　第二天各报上刊出了“姜豪退出监委竞选”的消息。此后选举结果是陶百川和杨虎二人当选。陶百川原是大东书局总经理，按照规定，监委不能兼任任何公私职务，陶当选监委后，就辞去大东职务。杜月笙原是大东书局的董事长，陶辞去总经理后，由杜兼任，并叫他儿子杜维屏当副理，由此可见杜月笙所以支持

　　陶百川竞选的作用了。

　　（5）关于国共和谈

　　一九四九年三月，国共两党商定在北平举行和谈，双方并已指定和谈代表。但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陪他夫人住在上海中美医院，迟迟未行。我同另外两个参议员张中原和赵仰雄一起到中美医院去看望邵先生。我们讲全国人民热望和平，请他即日北上进行和谈。邵先生对和谈前途表示悲观，我们请他以民意为重，尽力争取。最后他表示当为人民效命，一定尽最大努力去进行和谈。

　　四月十五日中共提出和平协议，当晚潘公展立即召开参议员座谈会，向大家征询对和平协议的意见，实质上是蓄意反对，所以他首先发言，主张发表一份反对这个和平协议的意见书。他发言后有几个CC分子随声附和，严谔声、张中原和我三人则发言拥护和谈，我并说即使全面和平达不到，也要争取上海局部和平。我们的意见当然不会被采纳，结果参议会发表了一份反对中共和平协议的文件。

　　附：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名单

　　（甲）由区域产生的参议员（按得票多少排列顺序）

　　一区（黄浦）：马君硕、李文杰、洪福楣、董干文。二区（老闸）：姜豪、朱泰耀、张中原、郭琳爽、张一渠。三区（邑庙）：周祥生、姜梦麟、童襄、黄振世、龚夏。四区（蓬莱）：姚慕莲、姚抱真、朱良材、赵仰雄、徐则骧、叶风虎、王国贤、范锡品。五区（泰山）：史泳赓、路式导、沈春辉、高叔安、岑志良、毛家驹、季源溥、吴启鼎、杨抚生、杨志雄、王正廷、周濂泽。六区（卢湾）：金九林、陈林生、马少荃、虞如品、施宗德。七区（常熟）：吴绍澍、田淑君、许宝骅、金廷荪、万树雄。八区（徐汇）：徐士浩、谢青白、周呈祥。九区（长宁）：顾竹淇、黄炳权、傅统先、陈伯良。十区（静安）：荣鸿元、陈高佣、石邦藩、李道南、费树声、诸文绮。十一区（新成）：王剑谔、庄平、唐世昌、虞舜、徐国懋、朱亚揆、俞传鼎、程俊观、金鸿翔、陈公达。十二区（江宁）：吕恩潭、奚玉书、陆惠民、施驾东、严国栋、蔡国栋。十三区（普陀）：荣鸿三、张迺作、施谦、陈惟俭。十四区（闸北）：韦云清、锺可託。十五区（北站）：潘介眉、庄鹤礽、陶百川、何成甫、顾葆羽、顾文光、包文新。十六区（虹口）及十七区（北四川）：汪竹一、王维驷、朱鸿仪、钱乃文、仝道云、陈保泰。十八区（提兰）：徐学禹、曹子言、邓传楷、姜怀素、严以霖。十九区（榆林）：顾竹轩、田怡庭、季灏、詹文浒。二十区（杨浦）：潘公展、陈志竞。二十一区（新市区）：朱开观。二十二区（江宁）：曹俊。二十三区（吴淞）：唐承宗。二十四区（大场）：朱文彬。二十五区（新泾）：金德寰、孙云峰、杨树康。二十六区（龙华）：丁善明、陈恺、张学濂。二十九区（杨思）：陈秉国。三十区（洋泾）：顾锦藻、张志韩、张裕良、陈培德、王乃徐。三十一区（高桥）：锺玉良、瞿钺、朱文德。三十二区（真如）：钱颂平。此外还有邵永生、毛子佩、朱鹤皋、李开第等，是由候补递补上去的。

　　（乙）由职业团体产生的参议员

　　商会：王晓籁、杜月笙、徐寄庼、俞佐庭、骆清华、刘靖基、王延松、金润庠、葛杰臣、王先青、劳敬修、吴蕴初、严谔声、傅汝霖、赵棣华。

　　工会：朱学范、周学湘、叶翔皋、水祥云、陆克明、陆荫初、范才揆、沈鼎、方如升、董仁贵、袁召辛、李华、袭雨亭、章祝三、汤桂芬、侯寄远。

　　农会：万墨林、侯隽人、李树滋、孙震春。

　　自由职业：史致富（医药）、吴正镬（律师）、朱扶九（律师）、姜屏藩（律师）、赵君豪（新闻）、冯有真（新闻）、范守渊（医师）、庞京周（医师）、陈存仁（中医）、徐永祚（会计师）、何元明（会计师）。

　　教育：杨明辉、蒋纪周、周斐成、陶广川、陈汝惠、傅晓峰、王立本、金通尹。

　　（丙）一九四七年间“遴选（即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的民社党和青年党参议员（共三十六名）：杨公遮、李法端、崔冲汉、郑寿芝、沈滨掌、陈德瑛、金君立、王宗濒、顾明、易克机、裔式贤、李咏南、梅渐农、尹机儒、王兴国、何稚声、杨正莘、汪育斋、黄孟刚、江浩然、蒋作屏、姜福霖、毛家华、王君健、严庆禧、金范娩、何品街、郑文淑、张骥、陆炳坤、高君湘、倪不畏、唐文进、杨公谋、陈友欧、郑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