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济深给白崇禧的一封密信
　　一九四八年，是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一年。那时，我还在国民党桂系从蒋介石争取得来的十六个立法委员名额中，充当立法委员。但我大部分时间在香港搞对外贸易，想在经济上为桂系的失败找一条后路。由于蒋、陈、孔、宋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很严，法币又暴跌不止，我原来的一些设想终成泡影。这期间，经陈劭先、吴茂荪两同志的安排，我多次见到民革中央主席李挤深先生。过去我和李先生是相识的，所以谈起国内形势来，可以畅所欲言。末了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对我说，他曾写过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得复音，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否。李问我可不可以带他的一封信到武汉去见白崇禧，争取他起义。我听了很高兴，立即答应愿意去试一试。李先生当即拿出一小块白绫条子，上面写好了他给白崇禧的亲笔信，嘱咐我妥为收藏带去。这时，白是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在武汉一带指挥着第一兵团陈明仁、第三兵团张淦、第十兵团徐启明、第十一兵团鲁道源及第十四兵团宋希濂等部队共约四十多万人。李济深写绐白崇禧的亲笔信原文如下：
　　健生吾兄勋鉴：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
　　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
　　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
　　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
　　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
　　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详
　　情托黄启汉兄面陈。耑此即颂筹祺。弟李济深上。二月
　　二十二日。
　　此外，李济深先生还和我讲了许多道理，要我转告白崇禧。我和李告别后，一面收拾行装和办理一些业务结束手续，一面去函给白崇禧，告知我有要事将去武汉见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我得白崇禧复信表示欢迎我去。与此同时，黄绍竑忽然到了香港，他向我和黎蒙（桂系在香港办的《珠江日报》社长）打听李济深先生的行踪，而这时李已从香港坐船去华北了。黄表现很失望，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他来香港找李济深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告诉他关于李写信要我带给白崇禧的事情。
　　我于一月十五日到广州，十九日到汉口。这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取得了震动中外的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白崇禧见到我带来李济深先生的信，喜出望外。他吩咐我，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这封信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实际上，在车过衡阳的时候，我碰见李任仁从桂林来，转车去武汉，他说是应白崇禧的电召去商量要事的。我估计一定是白叫他去商讨时局问题，同时我相信李任仁是赞成李济深之主张的，所以我悄悄地把李济深写给白崇禧的密信让他看了。
　　我对白崇禧说，根据任公（即李济深）和我在香港谈话时的分析，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华民族已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认真、严肃、慎重地考虑。白频频点首表示对此无异议，我继续告诉白，任公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谁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了。任公还讲到，也许有人以为过去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现在怎么能够合得来？任公说，过去是过去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后看。任公说到他自己，不是也反对过共产党吗？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过去不认识，今天认识了，只要现在我们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
　　白对我说，任公讲的都很对，自从东北战事失利，继之徐州告急以后，他早已看出这个仗再打不下去了，故已电蒋施加压力，要求停止作战，“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同时，湖北、河南等省参议会也发出了电报要求和谈。他说：“我要季宽（即黄绍姑）去香港，就是想请任公来武汉，主持大计。”原来自崇禧于一月中叫黄绍竑带着港币七万元（这笔钱是由广西省政府驻粤办事处主任阐家骅交给黄的）去香港活动，想挟持李济深到武汉来举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联共”反蒋。由于黄绍竑到香港扑了个空，白的这个计划没能实现。现在他看了李济深叫我带来的密信和口信，又泛起了一线希望，所以他很高兴。他再三嘱咐我要保密，叫我暂时少露面。这时，报纸上已发表了毛主席一月十四日所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十日晚上，白崇禧召集一些人在汉口三元里他的办公室密谈。我知道参加这次密谈的有李品仙（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夏威（第八绥靖区司令官）、李任仁（立法委员）、刘斐（刚辞职不久的国民党军委参谋次长）、徐祖贻（“剿总”参谋长）、韦永成（立法委员）和程思远等七、八个人。我因为到了汉口的第二天，就感冒发烧，没有参加这次密谈。但他们散会后，虽已深夜了，白崇禧还到我的卧室来，问我的感冒好一点吗？我说，好了，没有什么了。白就对我说：“自从我们发给蒋电，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后，蒋很恼火，这一回势必和他闹翻了，而现在我们和共产党还没有取得联系，李任公又北上去了，怎么办呢？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必须尽快和共产党取得联系，我想请你和一位老先生（即李书城先生）到信阳转赴前方，去和中共接头。第一步先搭上一条线，以后好联络。”我问他，我去到那里，讲些什么呢？他说：“你只讲我们主张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先彼此联系就是了。到那里以后，看情况，如交通许可，还可以到北方去找周（恩来）和叶（剑英），也顺便找李任公。”我答应接受这个任务。
　　次日（二十一日）上午，果然李书城先生来了，白亲自介绍我认识，并问李先生此去有什么困难吗？李答没有什么问题（我才知道事前白已先和李讲好了才和我讲的）。白说，他已经吩咐徐参谋长为我们准备车辆和其他事项，明天准备好了就动身。
　　当天下午，白收到了蒋介石“引退”、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通电；晚上，白又收到蒋从溪口专门打给他的一封电报，说什么“数十年袍泽，同生死，共患难，临去不胜依依”（大意如此）的话。白看了嗤之以鼻，要我随便拟个复电给他，敷衍一番。接着白在他的办公室继续邀约参加昨夜密谈的那几个人来密商，我也在座。白说，“老蒋干不下去了，要德公作挡箭牌，看样子他还要在幕后控制的，但事已至此，只好全力支持德公，早日实现停战和谈。”李任仁提出要对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表明态度，并主张华中五省先停止征兵征粮，以示要求和谈的诚意。白恶狠狠地盯了李一眼说：“还未开始谈，怎么能够停止征兵征粮呢？万一谈不成，又怎么办呢？”李不敢再说。我是赞成李任仁的意见的，但看到白这种横蛮的态度，知道再讲也没有用，别人也不作声。过一会，李品仙说，还是看看八项条件吧。于是话题就转到集中研究毛主席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但事实上，并没有逐条认真考虑，却纠缠在第一条，即对惩办战犯这一条，有所争论。白崇禧和李品仙认为这条不能接受。白说；“惩办战犯等于把我们一网打尽，这怎么受得了？”李任仁说：“惩办战犯问题，无非是明确战争责任的问题。讲到个人，只要促成和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就可以从战犯变为功臣。”白听了还是不同意，他针对李任仁的话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样讲的，哪个能保证？”刘斐说：“重老（即李任仁）说的还是对的。如果只同意七条，不同意第一条，显然会给人看出是因为你自己的名字也在战犯之列的关系，这就太不漂亮了。”我补充一句说：“如果不是完全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和谈。”夏威、韦永成也说，看来不同意也得要同意了。最后，白崇禧勉强同意接受包括第一条在内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他当即要我写了一篇简短的谈话稿，派人连夜送给武汉各报纸在第二天发表。散会时，他把我留下来，并对我说，“既然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那就不必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可以从南京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和更快地找到共产党联系。”他决定明天派一架飞机送我到南京去见李宗仁，并亲自另打电话告诉李。我表示听从他安排。
　　二、武汉——南京——北平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白崇禧的办公室去，希望他对我此行的任务，讲得具体一点，同时，我并想再摸他的底，究竟他对和谈有多大诚意，有什么具体打算．但他对我说的还是昨天深夜同我说的那几句，先去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不过今天他流露出他的一种想法，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他又强调还是要找到李济深，希望李能到武汉来共商大计，他随手拿起毛笔来给李写复信，要我带去当面交给李。原文如下：
　　任公赐鉴，启汉同志带来手示，语重心长，至深感奋。
　　禧对于革委会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官僚资本等革命
　　主张，素表赞同，建立真正民主和平之中国，尤早具决心，
　　只以过去处境困难，未能完成志愿。去岁华中军民曾数
　　以坚强语气电蒋建议和平停战，并请其早日引退，以谢国
　　人，旋更联络各方施以压力，以扫除和平之障碍。兹蒋已
　　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
　　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
　　决择。务恳我公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
　　生机，在此一举。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蒞临
　　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余托启汉同志面报，此颂崇
　　安。白崇禧手敬启。一月二十二日。
　　另外，他又在信笺上端，加注“中共八项条文，禧已有表示可以商谈”等字。
　　二十二日下午，我从汉口坐飞机到南京。行前，白崇禧要我对李宗仁说，要注意防备蒋介石幕后捣旦，最好请他到国外走走；又说，孙科（国民党行政院长）和我们也不合作的，这个问题必须注意。
　　当天下午，我到南京见李宗仁。晚上，他约我和刘仲华（山西人，据说参加过共产党，抗战时期，一直跟李宗仁当参议）在他房间谈话。他表现心头沉重，情绪不安，对我和刘仲华略略讲了一些关于蒋介石决定“引退”，要他作“代总统”的经过。接着他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他说，他已经由空军派定了一架飞机，明天就把我和刘仲华送去北平。当时平津战役基本结束，守卫北平的国民党军，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的局面已定，只是解放军尚未进城而已。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说，他愿意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很兴奋。我并把李济深写信给白崇禧以及白在汉口和我讲的话转告李。他说，他也要写一封信交我带去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协助。他还吩咐他的秘书黄雪邨起草一封写给傅作义的信，肯定傅接受和平改编是做得对的，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谈”。他亲笔写给李济深的信原文如下：
　　任潮吾兄勋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处境困难，未获裁复，
　　实深抱歉。然对吾兄反独裁、反封建之主张则极表同情。
　　兹者蒋已引退，弟勉支危局，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
　　现，中共方面亦已表示愿商谈。除由政府派定人员与中
　　共进行和谈外，兹派黄启汉同志趋前承教，甚盼和平能早
　　日实现，弟亦得早卸仔肩也。未尽之怀，统由启汉同志面
　　陈。耑此敬候勋安。弟李宗仁敬启。一月二十二日。
　　在言谈中，我看出李宗仁心情焦急。他最怕解放军继续前进，动摇他在南京的地位，那就连“和谈”都不能“谈”了。他再三嘱咐，要求中共体谅他的处境，暂时停止军事进攻。
　　三、叶剑英同志的一席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和刘仲华坐一架军用运输机到达北平。当时守卫北平的国民党军已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但解放军还未进城。我们坐去的飞机在城内东单附近广场降落，傅作义派车来接，并安排我在北京饭店暂住。当天他请我们吃晚饭，我把李宗仁的信交给他，并说明此行任务。傅对李宗仁来信肯定他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当即表现很高兴，答应帮我们和解放军联系。
　　二十五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请我和刘仲华吃饭，同席的有北大教授钱端升等人。席间他们向我介绍了北平接受和平解放的情形。我们都为这座历史古城不为战争所损坏感到高兴。
　　二十七日，徐冰同志进城来接我和刘仲华到颐和园，当晚，即承叶剑英同志接见。抗战时期，我在武汉、重庆各地多次见过叶剑英同志，这次被接见更使我感到亲切，喜出望外。我首先向叶剑英同志表明我的态度，说我虽然是李宗仁派来的，但我还是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接着我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我讲过的话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统统交给了他。叶剑英同志很耐心地听了我的汇报。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他说：“夜深了，先休息吧，明天再谈。”
　　第二天，叶剑英同志设午宴招待我和刘仲华，席间有徐冰，莫文骅等同志。饭后，叶剑英同志对我和刘仲华作了重要指示。他首先表示欢迎我们两人的到来，并希望以后继续联系。接着，他严肃地指出，自从日本投降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即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要求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一九四五年十月，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陪同下，亲自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在有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但是这些协议和停战令，墨迹未干，就一件件被蒋介石撕毁了。蒋介石以为有美帝作靠山，美援无穷无尽，以为他有数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就可以横行全国，他还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小米加步枪，“不堪一击”，他狂妄地认为可以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解放军。于是蒋介石就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得不坚决地给蒋军狠狠地反击。现在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来的英勇战斗，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把蒋军部队的主力歼灭，剩下不多了，这就迫使他又装出要“和谈”的样子，并退居幕后，让李宗仁出来在台前周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和蒋介石以及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于蒋介石玩弄的一切花招，都看得一清二楚，绝不会上他的当。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完全、彻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维护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和平。我们共产党人，除了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之外，别无其他。正因为如此，我们深得人民的拥护，不可战胜。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前途就是光明的。叶剑英同志还对我和刘仲华说：“我们首先欢迎你们两位到我们这边来。”
　　叶剑英同志的一席话，给我很大启发和鼓舞。我激动地感谢他对我的关怀，并向他表示决心，不论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当天下午，我告别回到城内。二十九日上午，在傅作义的安排下，我一个人搭国民党空军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刘仲华暂时留在北平）。我乘搭的飞机途经青岛，不知何故被羁留在青岛好几个钟头。我被带到在机场旁边的一个机关办公室里闷坐，没有什么人来理睬，一直到下午二时许，才被送上另一架专机飞回南京。
　　四、“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平始末
　　到南京后，我立即去见李宗仁，向他汇报在北平见到叶剑英同志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李很高兴，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但他问及关于他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叶参谋长（即叶剑英同志）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李听了似乎有点失望的样子。我说：“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是不合情理的，叶参谋长不当面驳斥我们，已经是很客气的了。”我请李认真考虑叶剑英同志的话，并向李指出，如全面和谈不成，我们自己（指桂系）要有个打算。他说，现在先力争全面和谈，且不考虑别的。
　　在我从北平回到南京的几天里，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甘介侯出谋献策，并负责筹备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日内去北平呼吁“和平”。我问李宗仁这个代表团去的目的、作用是什么？它又不能代表政府和对方具体谈判。李说，他们去就是“敲和平之门”嘛。当时，甘介侯和邵力子先生在座。甘介侯得意洋洋地向李宗仁表功，说：“上海和平代表团”已经筹备就绪，代表人选是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和他自己，准备二月初就去。我再次提出“代表团”去的目的何在？如果说是去“敲和平之门”，事实上，“和平之门”是开着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抢着说，我们来一个“宣传攻势”，制造舆论，对促进和谈是大有好处的。我说，这有点近于虚张声势，不是诚心诚意为和平的应有态度。邵力子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他简单地说：“不去也可以。”最后，李宗仁说：“还是让代表团去吧，至少没有什么妨碍。”于是甘介侯忙着准备一切，在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
　　第二件事是李宗仁于二月一日电台湾省主席陈诚，要他释放囚禁在台北的张学良。二月，陈诚复电，一句话也不提及释放张学良事，却请李派程思远去台北面商。四日，程到台北见陈诚。陈竟当程面责备李宗仁未经国民党中常委和行政院讨论，即宣布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是非法的。关于释放张学良问题，他说张学良现关押于新竹，归保密局负责，他不能过问。十日，程思远从台北回南京，把陈诚的话转达给李宗仁，李听了，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
　　第三件事情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未经李宗仁同意就于二月七日把行政院迁往广州，他本人也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孙科此举，必得蒋介石幕后支持，至为愤慨。李宗仁感到他处境孤立，想求助于社会贤达，这也是他赞成甘介侯搞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原因之一．甘介侯原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想不到就在“代表团”准备启程的前几天，新华社从北平广播出一则电讯，声明人民的北平，绝不允许帝国主义的走狗甘介侯插足（大意如此），这无异给甘介侯当头一棒。李宗仁无奈，只好要我替代甘介侯，陪同颜、章、邵、江等四位老先生去北平。我对李说，如果只是以“上海和平代表团”作个幌子，此去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我请他考虑另派别人，不必要我去。他还是要我去。他说他准备要我带些口信给叶剑英同志，而且要我去了之后就留在北平担任联络工作。于是我接受了他交代的任务到上海去准备行程。
　　我们定于二月十三日从上海起飞去北平。起飞前两天，李宗仁来到上海，除分访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诸人外，并和我在霞飞路（即现在的淮海中路）1105号黄绍竑家谈话。他要我带给毛主席一封信，并要我口头向叶剑英同志或其他领导同志转达以下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2）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6）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
　　李宗仁要我把这几条意见用笔记下来，再三嘱咐务必转达勿误。李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我，并把设在他“官邸”的电台呼号抄来，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我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通讯之用。
　　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时许，我随同“上海和平代表团”从龙华机场起飞。飞机上除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和我以外，还有负责联系南北通航的金山以及四位老人的秘书潘伯膺、张丰胄等人，刘仲华的爱人及三个儿女和我的爱人李素平也同行。当天飞机到青岛，住了一夜。十四日到北平，在六国饭店住下。当晚，我即承叶剑荚同志单独接见。我把李宗仁写给毛主席的信请他转交，并把李对我讲的话以及他这次组织“上海和平代表团”来的内幕，向他作了汇报。至于李给毛主席的信的内容，主要是表白他要求早日和谈，实现和平的愿望，并介绍四位老人前来请教等语。
　　第二天，叶剑英同志到六国饭店来会见“上海和平代表团”的四位老人，对他们此来表示欢迎，并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下午，叶剑英同志（当时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北平市长）设宴招待四位老人以及和我们同机来的人员。出席宴会的还有董必武同志和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傅作义、邓宝珊也被邀参加。此后，叶剑英同志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出席大会的有党政军负责同志、工农兵代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四百余人。我和“上海和平代表团”全体人员也被邀参加。在会上，叶剑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说，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胜任愉快。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叶剑英同志指出，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散会前，叶剑英同志告诉我，毛主席准备在石家庄接见四位老人，他希望我和刘仲华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陪他们一块去。我当即推让刘仲华去。次日，四位老人搭我们从上海坐来的中国航空公司的专机到了石家庄，晋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回来后，都表现十分愉快。章士钊对我说，他一生见过许多大人物，他觉得毛主席是令他最佩服的一个伟大领袖。他又说，此行所得的一个总的印象是和平的障碍在南方，不在北方。
　　五、李宗仁派我驻平联络
　　二十七“上海和平代表团”乘原专机回南京。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继续担任联络工作，仍和我的爱人一起住在六国饭店。刘仲华随代表团回去，向李宗仁汇報．我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回去给李宗仁，信里主要是谈我个人对和谈的看法。我在信中指出，和谈成败之关键有三：第一，和谈出发点必须纯粹是为了人民，不容夹杂半点私心，坚定这一出发点，和谈便易进行；第二，和谈的动机与目的必须是光明正大，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第三，和谈的手段，必须是“备和言和”，而不是“备战言和”（原函抄稿附后）。
　　我为什么写这封信给李宗仁呢？因为年初我第一次去北平回到南京的时候，知道蒋介石、孙科、陈诚等国民党头目，都反对李宗仁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特别是对第一条惩办战犯意见更多。实际上李宗仁、白崇禧虽口头上表示赞同八项条件，也是“口是心非”的。但蒋介石连这一点“口是心非”的表示，亦不容许。其次，当时李宗仁一面求和，顾祝同（国民党总参谋长）、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战犯一面积极布置长江防线，作出“备战求和”的姿势。关于备战方面，因我不是军事人员，不知道内情。但有一次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办公室里，我听到刘士毅（国民党总统府参军长）对李汇报刚从顾祝同那里开会回来的情况。刘说，以长江天险，加上有海陆空军联防，中共军队没有海空军，他们要想渡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长江水涨之后，困难更大。李听了点首默认。所以，我第二次到北平后，为了坚定李的和平决心，就写了这封长信给刘仲华带去，这是我当时对李宗仁存在幻想的具体表现。
　　“上海和平代表团”南回时，我还叫刘仲华向李宗仁扯了一个谎，说我已经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个电台，以后通讯即由这个电台收发电报。实际上，傅作义是答应我把电报交给他拍发到绥远去，再由绥远转去南京，但我没有接受他这个主意。我认为我的一切言行，都要通过党组织，于是我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我带来的电报密码本，全部交给了王拓同志（当时是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奉派在六国饭店和我联系）转交到李克农同志处，由李指定一个电台和工作人员为我收发和翻译李宗仁和我来往的电报。
　　附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写给李宗仁的信，原文如下：
　　德公钧鉴：此次和谈，无论对整个国家民族或国民党
　　或我公个人利害而言，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依职观察，
　　和谈成败之关键有三：第一，和谈出发点必须纯粹的是为
　　了人民，不容夹杂半点私心，只要坚定了这一个出发点，
　　和谈便易进行。钧座一片诚心，天下共信，但各方是否有
　　此认识，颇值得注意。第二，和谈的动机与目的，必须是
　　严正的、光明的，为了达成政治上的改革，也就是自觉自
　　动的、具有伟大之政治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或被动的，
　　万不得已的。因为蒋先生临去之前也主张言和，现在他
　　的一些所谓嫡系部下，也不反对和，但显然他们之所以要
　　和，且不论有无其他用心，但至少是因为战败而出于无可
　　奈何的。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保全自己残余的势力或生
　　命，甚至还有待机再动的。另外一种盼望和平的人，包括
　　一般的厌战的官兵，公务员及普通老百姓，他们因为尝够
　　了战争的痛苦，而祷告和平，动机虽然比较纯洁，但也是
　　消极的，没有目的的。钧座所倡导的和平，应当与这两者
　　都不同，因为我们是以真正的三民主义为基础，相信国共
　　双方可能根据他们现阶段政治理论上的共同点，合力完
　　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革命，以建立一个真
　　正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的。我们的动机是基于政治上的认
　　识，认为必须如此，国家民族始有光明的前途，必须如此，
　　国民党始可以新生。我们的目的是要在和平中把中国改
　　造，把党改造，彻底铲除封建，官僚资本。买办阶级以及
　　其后台老板的帝国主义的势力，改正过去CC在党领导的
　　法西斯路线。所以我们的和谈，是自动自主的，不是被
　　动的，是积极的、有政治目的的，不是盲目与苟且的。唯
　　其钧座和谈的动机与目的如此正大，才可能很冷静的以
　　最高的耐性与诚意及毅力、魄力，克服一切困难。动机不
　　纯正和没有政治目标的消极性的和谈，只要遇着一点困
　　难，就很容易发展成为胡适“和比战难”的论调；或者得到
　　一点外援的鼓励，可能又作“战争并未绝望”的幻想，而不
　　惜以人民的血肉，再作最后的一逞了。这是最要不得的、
　　最危险的。第三，和谈的手段，必须是“备和言和”，不是
　　“备战言和”。因为“备和言和”，始可表示对和平确有真实
　　的诚意与必成的信心，而以这种诚意与信心，使金石为开
　　的排除万难。至于“备战言和”那是对和平假心假意或半
　　信半疑的孙科、陈诚等的主张，他们不知道“可战始可和”
　　的理论，只能适用于过去军阀的内战，或适应于两个列强
　　的对垒，而这种因为可战而后可和的和平，充其量也不过
　　是一时的和平，绝不是长久的和平。况且“能战”不见得
　　就“能和”，历史不少事例。如一九四〇年德国派赫斯飞
　　英求和的时候，德军正在欧陆节节胜利，但德国并未因当
　　时“能战”而就能与英美言和。我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时
　　候，蒋以绝对军事优势压倒中共，然而最后和谈仍难免失
　　败。可知“能和”必须有能和的因素，没有能和的因素，能
　　战亦不能和。反之，有了能和的因素，不能战亦能和。现
　　在我们能和的因素，是我一向主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
　　本、反独裁，以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这与中共要反帝反
　　封建反官僚资本反独裁的新民主主义两相吻合。只要有
　　这两个因素存在，我们不需能战，也可言和。如李先生任
　　潮并无一兵一卒，其他民主党派都是手无寸铁的，但他们
　　都一样的老早就与中共言和了，所以只有“备和言和”才
　　是和谈的正确的手段。或谓这样岂不是准备对中共作无
　　条件的投降吗？这又不然。因为我们看成自己是革命
　　者，过去我们之所以与蒋介石合作，完全是为了抗日而忍
　　辱负重的；今天蒋倒了，我们要与中共言和，则革命者与
　　革命者之间，本来就没有那个投降那个可言。以上三点，
　　乍看之似全属抽象的理论，但职认为不进行和谈则已，要
　　进行，舍此不谈，无异缘木求鱼，无补于实际。职十四日
　　下午抵平，转达钧意六点（中略），叶参谋长等对钧座谋和
　　诚意，初无间言，但对和谈形势，忧虑犹多。对钧座前此
　　颁布释放政治犯等之七项命令，未能实行，沪穗间反和平
　　空气日益浓厚，上海罢工工人遭屠杀，武汉准备破坏铁路
　　大涵洞等等事实，均非常注意，务恳善为处理。余托仲华
　　兄面陈。专此敬请钧安。职黄启汉敬上。一九四九年二月
　　二十六曰于北平。
　　六、和谈前夕我在北平办的几件事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欢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回南京之后，就在北平六国饭店住下来。承徐冰同志给我送来收录不少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干部必读”。我每天无事，就看书学习，有时也到王府井大街、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等地方游览。看到市面安定，各行各业照常营业，物价平稳，不时传来锣鼓声、歌声，一片欢乐的气氛，同死气沉沉的南京对比起来，真是两个世界。
　　这时，李宗仁三天两头，不是打长途电话来就是打电报来，询问有无开始和谈的消息，表现十分焦虑。我请示叶剑英同志后，在电话中告诉李宗仁，和谈是一定要谈的，但需要准备，请他安心等待，也要作好必要的准备。
　　某日（大约是二月底，具体日子记不起了），傅作义请我吃晚饭。饭后，他出示由他的秘书起草的一封电稿，洋洋数千言，说明他在北平接受和平解放的情况，要我提点意见。我就说，我的一个总的感觉是电文太长了，似可压缩一些，只要态度明朗，其他可有可无的话，就少说或者不说，请他考虑。他坚决要我把电稿带回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我就把电稿带回来，第二天送给徐冰同志看。后来我不知徐冰同志怎样对傅作义提了意见，不久正式发表出来的傅作义通电就很简短。但我记得，有一次叶剑英同志亲自对我说，“你可以转告傅作义将军，他率领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为人民做了好事。至于他本人愿不愿意留在这里，完全有他的自由。我们从来都是对留者欢迎，对去者欢送，并保证给予种种便利。”我把叶剑英同志的话转告傅作义，他表现很感动，说，“我当然留下来，还去跟他们（指国民党）干什么。叶参谋长这样说很好。我就是怕他们（指国民党）说我被扣留了。”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教育，因为我当时对党的政策也是不大了解的。之后，我还把这事，在电话中告诉了李宗仁。
　　大约是三月初，李济深先生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等数十人，从东北来到了北平。我到北京饭店拜望了李济深，向他陈述带信到武汉见白崇禧的经过以及最近李宗仁谋求和谈的情况。李济深先生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你告诉德邻（即李宗仁）和健生（即白崇禧），要他们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句话很简单，却“一针见血”，非常重要。后来我把这话在长途电话中转告李宗仁，他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请任公（即李济深）多多从旁帮助。实际上，他还是在那里徘徊不定，下不了同帝国主义、蒋介石决裂的决心，也就不可能听毛主席的话。三月六日，陈劭先同志到六国饭店来访我，说有一位爱国人士王葆真先生最近在上海被捕，希望我转请李宗仁设法营救。陈并带来李济深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要我即电转李宗仁。原文如下：
　　启汉兄：得沪电，王葆真先生（号卓山）在沪被捕。当
　　德邻兄力主和平，解决国是，并释放政治犯以取信于国人
　　之时，尚有此违反人民意志之行动，闻之不胜愤慨。望即
　　电知德邻兄即饬上海军警机关迅予释放为荷。馀由劭先
　　兄面详，顺候旅祺。李济深启。三月六日。
　　原来李宗仁在登场当“代总统”时，就宣布过要释放全国政治犯，包括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在内，要恢复各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等措施。但事实上，一条也没有办到。我将李济深原函全文用急电转给李宗仁，并说明各方面对此事件非常重视，如不设法补救，将对和谈前途产生严重影响。李接电后，当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答复我，说已派人到上海去调查了解。后来，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和手续，不几天便使王葆真恢复了自由，此事遂告一段落（此处原书上有人注：王，上海解放，才出狱的，是陈铭枢几个人去接出来的）。与此同时，李在电话中告诉我，为了协调“政府”对“和谈”的步调，正在改组“行政院”，由何应钦继孙科出任院长，在南京主持政务；“立法院”也将在南京复会。他要我相机试探中共在这方面有什么反应。三月中，我听说中共中央已从石家庄迁到北平，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也都来了，全城的革命气氛更为热烈。十九日晚上，周总理派齐燕铭同志到六国饭店来和我见面，对我在北平的生活关怀备至。齐对我透露，不日即将宣布定期举行正式和谈，并暗示我可以先对李宗仁打个招呼。次晨，我通过长途电话把这消息告诉李宗仁，又鉴于二月间孙科自作主张派彭昭贤、钟天心二人为和谈代表，不受欢迎，我建议李宗仁这次在宣布和谈代表人选前，应先征得中共的同意，以免临肘发生分歧，不好处理。李同意，并即时告诉我，和谈代表人选已内定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站、李蒸等五人，张是首席代表等语。当天，我把代表名单抄送齐燕铭同志转报党中央，没有异议；后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才在何应钦主持的行政院政务会议上正式通过。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和林彪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定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
　　当天傍晚，李宗仁打电话给我，说拟增加刘斐为和谈代表，要我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我当即用电话向叶剑英同志请示，过一会就得到答复，说没有意见。过几天，中共也宣布增派聂荣臻为代表。
　　七、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
　　四月一日下午二时许，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同来的除六个代表外，还有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到达）、顾问届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和其他工作人员共二十余人。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同志到机场欢迎。我也到机场迎接并为前来的代表一一介绍。张治中等到达六国饭店后，刚进房间坐下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同志马上到来，接着其他几位中共代表也都来了。双方代表随即进行初步个别接触，非正式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并设盛宴招待南京国民党代表团全体人员。
　　宴会后，我分别到由南京来的各代表房间拜望他们。我问张治中对和谈带有什么草案或腹案来吗？他对我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知道他多次去过溪口见蒋介石，不可能不谈到这个问题，只是他不愿和我讲罢了。他倒是问起我，中共方面的态度怎么样，有所闻否？我说：“这方面，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那只是个原则，具体谈起来还有所商酌吧。”我说：“当然有，但总不会离开那八项的范围。”接着，张治中突然转了话题，说：“德公（即李宗仁）说你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的电报，都是经过这电台收发的，是吗?”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我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的。我们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报，就交给这电台发好了。”他进一步问：“电台设在什么地方？”我含糊地说：“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
　　过后，我即将我和张治中谈话的情况向徐冰同志反映。次日凌晨二时许，有两位同志到我房间来把我从梦中叫醒。他们说，周副主席知道张治中对我追问电台的事，特派他们两人来和我商量，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对于周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如此细致地考虑问题，使我非常感动。
　　四月二日，双方代表继续进行个别交谈。周总理和张治中谈，叶剑英和黄绍竑谈，林伯渠和章士钊谈，李维汉和邵力子谈，聂荣臻和李蒸谈，林彪和刘斐谈。
　　晚上，周总理在六国饭店接见我，在座的有徐冰、王炳南，齐燕铭等同志。周总理先问我对南京代表团来和谈，有什么看法。我说，他们既同意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来谈的，照理，谈起来不应该有很大的困难，困难还是在将来实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大阻力。周总理很气愤地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周总理继续说。“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周总理同意我回南京把这两个问题向李宗仁问个明白，并决定明天就乘代表团坐来的专机回去。原定于四月五日开始正式和谈的，也决定推迟了。
　　八、北平——南京——武汉
　　三日上午，周总理又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我，周总理严正地指出：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统一的愿望，不顾中国共产党为防止内战的真诚努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给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和痛苦。现在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但南京来的代表团，却想对这八项原则讨价还价，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本来，我们对蒋介石及其死党，就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错跟蒋介石走的人，应该认清形势，猛醒回头了。接着，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宗仁、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存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周总理进一步要我转告李，白几点具体意见：（1）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2）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3）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周总理语重心长，为李、白指明了方向。他的话，我一一记在心头。周总理又跟叶剑英同志一样地对我说，首先欢迎我站到人民这一边来，使我感激涕零，永世难忘。我当即向他表示决心，不管李、白走什么道路，我自己一定跟共产党，跟毛主席走。
　　当天下午二时，我从北平乘飞机直飞南京。行前又承李济深先生和邵力子先生先后到六国饭店来看我。李济深要我告诉李宗仁，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只要他见诸行动，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主席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至于白健生，无非想带兵，联合政府成立了，还怕没有兵带吗？到时，我们也支持他。邵力子对我说，他一向对和谈的看法，认定蒋介石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放，这对整个局面就可起推动作用。邵要我把他的这点意思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
　　三日下午六时，我回到南京，住在傅厚岗六十九号李宗仁“官邸”，立即向李宗仁汇报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后的情况。我详细地把周总理的话告诉他，也把李济深、邵力子两先生的话告诉他。李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流露一丝微笑，对我问这问那。最后，他对我解释，张治中在代表团出发前还去溪口见蒋介石，那是张本人要去的，他并不同意，但碍于张的情面，又不好阻止其不去。至于对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问题，他自己认为完全可以接受，但确实有许多人反对“惩治战犯”这一条，主要还是蒋介石本人。所以他主张要蒋介石到国外去走走，不要留在溪口碍事。但蒋坚决不肯出国，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李答应对战犯问题当进一步表明态度，绝不使之影响和谈的进行。他要我吃过晚饭后去见何应钦，将一般的情况对何讲讲。同时他决定要我日内到汉口去向白崇禧详细汇报，并听取白的意见。接着，他叫人找他的秘书黄雪邨来，当面交代他起草一个电稿打给毛主席，再次表示“诚恳求和”的意思。那就是后来发表的卯阳电，原文如下：
　　张长官文白兄（即张治中）请转润之先生（即毛主席）
　　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侧之忱，
　　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
　　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
　　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
　　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
　　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
　　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
　　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
　　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
　　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
　　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
　　为玉帛，登斯民于袵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
　　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这个电报，事前我未参加意见，事后知道完全是出于黄雪邨个人之笔。此人据说当过胡汉民的秘书，善于舞文弄墨，抗战前，经黄季陆（四川大学校长）介绍给李宗仁当秘书，长期替李宗仁写了不少官样文章，却暗中勾结国民党CC，是潜伏在李宗仁身旁的一个中统特务。所以一九四九年冬，李宗仁逃去美国后，一向在李身边工作的如李扬、何福荣等人都滞留在香港，而黄雪邨却大摇大摆到台湾当官去了。这是后话。
　　三日晚上，我按照李宗仁的意思去见何应钦，告诉他代表团到北平后的一般情况。他问我，北平方面对他出任行政院长有些什么议论？我说：“我未听到有什么不好的评论，依我观察，大多数人认为你总比孙科更能与德公合作，促进和谈，北平方面也有同样看法。”他听了，很高兴，表示一定全力支持李宗仁搞好和谈。实际上，在关键时刻碰到的重大问题上，他还是听从蒋，不听从李的。何应钦和我谈话未完，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来了。他来向何汇报最近南京发生的镇压学生游行事件。原来四月一日，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和职工一万余人，举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游行，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切实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搞真和平，不搞假和平。这本来是正当的行动，据说在游行中并未发生事故。岂料游行结束后，南京戏剧专门学校的同学乘校车返回学校时，中途竟被国民党军官总队和其他特务分子拦截毒打，造成学生死伤多人，还抓去几个剧专师生。这显然是南京当局有意镇压学生运动，证明他们和谈是假，备战是真。何应钦装腔作势，吩咐张耀明对这事件要作好善后处理，要释放被捕学生，对死者伤者，分别给予抚恤和医治。
　　我从何应钦那里告辞出来，一路上想，正当和谈代表去北平开始谈判的时候，南京居然发生这种流血事件，实出意料之外。此事，李宗仁对我一句不提，讳奠如深，报纸上也不透露，要不是我在何应钦这里碰上张耀明，还不知道有过这样一回事哩。
　　四日上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披来访李宗仁，李在会客室单独接见他，谈了许久。随后，李宗仁派人找我进去同傅泾波见面。这是我第二次见傅泾波。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秋我刚从美国回来，去北平看李宗仁的时候，那时李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有一天，傅泾波来访李宗仁，李就介绍我和傅认识，但只作一般的交谈。这一回，李宗仁当着傅泾波面对我说，“傅先生想今天请你到大使馆吃晚饭，因为司徒雷登大使想和你见见面。”我事前没有思想准备，被李这一说，顿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傅泾波见我犹豫不决，他就补充说：“司徒雷登大使很想见见你，但他不便到代总统这里来，以免引起外间误会，所以就由我约你吃饭，借此会面。”我沉思了一会，便说：“吃饭，可不必了，因为我已另有约会。饭后，晚上八时左右，我到大使馆来一趟就是了。”李宗仁对傅泾波说：“那就这样吧。请你回复大使。”傅走后，我估计有关和谈的情况，李宗仁要讲的，必定都对傅泾波讲过了。我问李：“要我去见司徒雷登，讲些什么呢？”李说；“你就随便讲些一般情况，应付一下吧。”我还猜不透为什么司徒雷登要和我见面，李宗仁事前不和我讲，就当着傅泾波的面答应要我去，使我进退两难。既答应了，当晚，我就如约坐着李宗仁本人常坐的那一辆黑色美制别克牌轿车去美国大使馆。守卫大使馆门口的两个美国兵，问也不问一声就让我的车子开到一间会客室的阶前。开车的司机，好象很熟悉这个地方，似乎来过多次了。傅泾波从会客室里走出来接我，司徒雷登则在会客室里等着。他能讲一口相当流利的国语，一见到我就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但灯光下他面色苍白，无笑容，看上去好象有点不舒服的样子。他先讲了一些客套话，继问我，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他，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政治气氛，社会秩序都很好，学校照常上课，商店照常营业，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从来没有这样的欢欣。他又以婉转的口吻问我对这次和谈前途的看法。我说，南京和谈代表刚到北平，尚未开始正式谈判，谈成与否，现在要想作准确的判断还为时过早。此时我只能说和谈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困难，因为这是个大问题，相当复杂。我反问他的看法。他说，他不知道内情，更难推测。他表示美国在这次国共和谈问题上不插手参预，但希望能看到经过双方努力，谈出一个结果来．最后，他还问及我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在美国那间大学念书等情况，我略为告之，随即告辞。
　　五日上午，我从南京乘飞机去汉口见白崇禧。我把我在南京向李宗仁汇报的情况，重复向白叙述一遍，特别强调周总理说的几点，请他认真考虑。他对于将桂系军队防线退到汉口北面的花园以南，表示完全同意；但对于要他让出安庆这个问题，表示疑难。他引我到挂在壁上的地图前指给我看，说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让出安庆就是为共产党军队渡江开方便之门。我说，长江那样长，共产党军队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后来，他说：“这样吧，现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四十六军一七四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部队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直接冲突。”接着他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我说：“这是办不到的。周副主席已说过，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成也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我继续说：“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很清楚，共产党绝不答应。”
　　正当白崇禧和我谈话的时候，阎锡山从南京打长途电话来给他，谎称山西形挚还好，太原坚守，可万无一失。阎也问白武汉情况，白答目前平静无大战。白问阎，太原兵工厂是否继续生产？阎说继续生产炮弹，但经费奇缺，目前迫切需要银元一百万元，希望白设法接济，他可以炮弹供应武汉。白答应他，待向李代总统商量后再说。他俩通完电话之后，我即对白说，据我在北平得知，阎锡山在山西的处境十分不妙，太原、大同、榆林都在被包围中，他这次到南京，可能是逃出来的，千万不要受骗上当。白默然沉思不作答。过一会，他问：“李任公（即李济深）怎么样？他能不能到武汉来？”我说：“我们的态度还不明朗，他不大可能来。他希望我们要有自己的打算，要下决心独立行动，和人民靠拢。”我向白建议，不管现在北平进行的和谈，商定什么样的和平协议，一经宣布，武汉方面应首先表示拥护。白说：“这个问题不是那样简单。”从白的这些谈话中，我看出他态度暧昧，居心叵测。
　　六日，《新湖北日报》社长廖行健来见我，问我对和谈的看法。我对廖说：“和谈的前途是乐观的，但和平不是苟且偷安，必须为国家民族作更长远的打算；和平也不是划区而治，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作全面的改造。所以谈起来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后来，廖行健把我这段话在该报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版发表，并送给上海《大公报》同一天发表。
　　九、白崇禧与李宗仁在南京的密谈
　　我在汉口的几天里，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他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当时守备武汉外围的是桂系部队第三兵团张淦，所属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海军三个师，是桂系部队硕果仅存的“精华”。桂系的另一部队第十兵团徐启明，所辖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五十六军军长马拔萃，多系新兵，驻江西南昌、九江一带。
　　七日上午，白崇禧去巡视汉口城防工事，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同他一起去走走。我答应去，想借此机会看看他的城防工事到底如何。我虽然不懂军事，也不妨看个概貌。但后来他又变卦，叫我不要去。他说：“看你有点感冒的样子，还是不要去吧。”午饭后，我利用午休前时间，故意问白崇禧：“城防工事怎么样？能抵挡得住吗？”他皱起眉头，半晌才说：“靠不住，靠不住。”我又问他关于安庆的问题。他说，已电调刘汝明部去安庆和桂军换防，但还未见刘部行动。我乘机进一步对他说：“最好把我们的部队（指桂系的部队）全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他沉思一会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
　　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的。”
　　八日，忽接刘仲容从南京打来电话，白叫我接听。刘在电话中说，他前天从北平回到南京。我想他一定是毛主席、周总理要他回来的。同来的还有朱蕴山同志和另外一位先生（姓名我想不起了）。他们已在南京见到了李宗仁，但主要的还是想到汉口来见白崇禧。我当即问白意见怎样？他说：“叫他们莫要到汉口来了，明天我们去南京见面。”
　　九日上午，白崇禧和我以及几个随从人员乘飞机到南京，在机场上受到夏威、李品仙（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先来南京）、邱昌渭、韦永成、程思远等人的欢迎。我先跟他们一起到大悲巷“白公馆”坐了一会，随即到傅厚岗“李公馆”住下。李宗仁问我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结果。关键在这一次白和夏威、李品仙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地谈一谈。我提醒李，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不能犹豫不定了。我请他特别注意，要马上解决调一师桂军来南京保卫的问题，因为我当时寄希望于李多于对白。我想到周总理的指示，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南京，那么，调一师桂系部队来保卫李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当天下午，夏威和李品仙来见李宗仁，李叫我把在北平联系和谈情况，对他们两人详细地讲一讲。过后，夏威在我面前没有什么表示，李品仙却恶狠狠地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我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好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李品仙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我告辞了。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四人在小会客室里关起门来密谈至深夜。他们不叫我参加，可能是对我有点不信任了。中途还有什么其他人参加，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我问李宗仁昨夜商量得怎么样？他表现情绪很不好，冷冷地答我：“没有怎么样。”我再问关于调一师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他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一会，他又愤愤不平地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从他的语气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即李、白之间）意见很不一致。过后，我听说那天晚上，主要是白崇禧讲的多，而且有许多话是抱怨李宗仁当空头代总统，不管用。他们讨论了怎样进一步逼蒋介石交权的问题，因为蒋介石名为引退，实际上是在溪口指挥一切，李、白都甚恼火，但又拿不出一点具体的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
　　十日，我在白崇禧家见到朱蕴老和刘仲容同志，知道他们此来主要是要做白的工作。后来，他们多次和白谈话。有一次刘仲容还和白借名游玄武湖，在游艇上从容谈了半天，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也不考虑桂系单独行动的问题了，口口声声要“全面和谈”、“全面和平”。十二日，刘仲容和朱蕴老等乘飞机回北平。之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一度酝酿公推于右任和加派邱昌渭、韦永成还有其他几个人（姓名我记不起了）作为非正式代表再去北平活动，李宗仁并且叫我作陪他们去的准备。他们（李、白、何等人）以为可以在和谈中漫天讨价，虚与周旋，拖延时间，待长江水涨，就有渡过危机的希望。他们万想不到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北平半个月内，就根据毛主席、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于四月十六日由黄绍竑和屈武带回南京，限期四月二十日以前签字接受。
　　十、黄绍竑带回“和平协定”之后
　　四月十六日，黄绍竑和屈武由北平飞回南京，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夏威、李品仙及一大帮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到机场欢迎，程思远和我也去了。我们把黄绍竑接到李宗仁“官邸”。接着白崇禧、夏威等人也来了。李宗仁和一帮桂系头目，带着焦急的心情望着黄绍竑，等待他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来，先睹为快。黄绍竑先作一番说明。他说在北平谈判中，南京去的代表已尽了最大努力，经过激烈的争论，三番五次的修改，才力争得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他举例说，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中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一切战犯如能认清是非，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准予取消战犯罪名，得到宽大待遇。这既坚持了原则，又灵活运用，区别对待，比较合情合理。他又举关于改编军队问题为例，商定由双方派出人员组成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两个阶段进行整理改编军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中国共产党负责保证南京政府得派代表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保证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包括南京政府方面的若干人士。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各院、部、会，仍暂行使职权。黄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黄绍竑提醒大家，我们（指国民党）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一九二五年时的地位，也不同于一九三七年时的地位了，大势如此，谁能改变？白崇禧一面听黄的讲话，一面翻阅黄带来的“国内和平协定”。他看完之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象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他站起来向外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
　　随后，李宗仁、何应钦一连两天在“总统府”召开会议正式讨论“国内和平协定”的问题，并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与此同时，李宗仁又连续两晚邀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等桂系头目开秘密会议。他没有叫我参加这些会议，可能是已对我不大信任了。我也不在乎此。我断定李宗仁不会签字接受，也不可能自己作主。果然，到二十日那天，南京正式宣布拒绝了。
　　晚上，傅厚岗六十九号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人上门来了。李宗仁告诉我，他准备于明天上午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问他此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干什么？他说，他要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同共产党作战到底。我说：“德公你发表这样的讲话好不好呀？我觉得还是不讲的好。”他说：“我不怕得罪共产党。”我说：“这不是怕得罪或不得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德公你好象在舞台上刚扮演一个白脸，现在马上又来唱花脸，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保持着一个‘和平的总统’不好吗？”我的确是从维护他的感情出发而力劝他的。他默不作声。我又说。“要发表这种讲话，为什么不由何敬公（指何应钦）或白健公（指白崇禧）去讲，而非要德公你讲不可呢？”当时，李妻郭德洁在旁，她插了一句：“是呀！让他们去讲好啦。何必样样都拉到你身上来呢？”李宗仁还是不吭声，他似有所动了。
　　二十一日凌晨，李宗仁派人唤醒我去见他，他要我陪郭德洁先到桂林去。但我已打定主意投靠人民，不再跟他走了。我推说我的家眷在上海，需要先到上海去一趟（我准备到上海后，相机飞去香港或潜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李就说：“好吧。我明天坐老蒋派来的专机去杭州见他，你可以跟我去杭州，再从杭州坐火车去上海。甘介侯也一起同你去上海。”我说：“好。”郭德洁遂改由黄雪邨陪她于当天上午飞桂林。这时，南京已隐约听到大炮声，解放军向全国进军了。午后，韦永成匆匆忙忙地来找我。他说：“德公不敢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我同你找健公（白崇禧）去，我们应该接受局部和平，能保住武汉和广西也好。”我说：“健公态度很坏，去讲也没有用。”韦说：“去作最后试一试嘛。”于是我们两人坐车到大悲巷“白公馆”去，但白崇禧已外出，我们坐等了许久，还不见他回来。韦永成因他的妻子蒋华秀在家等着，急于要收拾行装，我们白跑一趟，只好各自回去了。
　　二十二日上午，我跟李宗仁、白崇禧坐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去杭州，程思远、甘介侯同行。同机去杭州的还有何应钦、张群等人。何应钦一见到李宗仁就说：“江阴要塞昨天晚上已经完了。”李宗仁愕然问道：“怎么?不是说至少可以守住三个月吗？”何答：“天晓得！要塞的炮一声不响。”李宗仁心里明白，不再作声。飞机上，几个“将军”面面相觑，默默无言。中午，到达杭州。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张群被吴忠信、吴国桢和王世杰等人接去航空学校见蒋介石，我和程思远、甘介侯三人则被蒋经国、俞济时邀去西湖边的“楼外楼”共进午餐。席间大家心头沉重，面对丰盛味美的鲜鱼，亦觉索然无味。饭后，我和甘介侯被送到一间宾馆去休息，等候搭乘火车去上海。我就这样同李宗仁、白崇禧不告而别了。
　　当天下午三时，我和甘介侯搭上去上海的火车，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各有所思。我猜不透甘介侯去上海干什么，问他也不讲。到上海后，我们同到法租界霞飞路（即淮海中路）1108号黄绍竑家暂住。入夜，上海依然是酒绿灯红，纸醉金迷；另一面，广大的工人和学生，在积极准备。九时左右，李宗仁从南京打长途电话来给甘介侯，甘正在洗澡，乃由我接听。李在电话中说，他已飞回南京，明天飞广州（后来他中途改飞桂林）。李要我转告甘介侯，他在杭州已得蒋介石同意，批给甘介侯美金四万元，作为他去华盛顿请求美援的旅费，叫甘在上海直接去找中央银行刘攻芸要就行了。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甘介侯鬼鬼祟祟地到上海来就是为了要去“白宫哭师”。可是到了这时候，任何力量也挽救不了蒋桂的覆灭，甘介侯骗取了四万美元，只作为他的流亡和埋葬费而已！
　　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五月初，我在上海让广西驻京办事处秘书叶为任冒名顶替我的名字向立法院上海办事处领取去广州的飞机票，以避蒋特务耳目。某日，我偶然遇到在中央银行业务局工作的白怀民，他告诉我财政部要中央银行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大洋四百万元，因为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一万五千两黄金折价，派专机运去汉口给白。这是蒋桂分赃争夺国家人民财富的又一罪证（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十月我到北京最后一次见到李宗仁先生的时候，他亲口对我证实确有其事。他并说，虽然他不知道确切数目，但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去香港准备去美国的时候，白曾托他代问陈济棠的哥哥陈维舟，有无办法帮他把黄金运进香港。陈答少量可以，大量不行）。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我和邵力子先生联络留在上海、南京各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武和轩、范予遂等五十余人通电声明和国民党脱离关系，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从此走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