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土木工程的，解放前，怀着“交通救国”、“工程建国”等理想而工作，但终于成了幻想。上海解放时，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指引下，从国民党政府里分化出来，投向人民怀抱，得到了新生。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光辉下，使我获得政治上的重视，学习上的帮助，工作上的支持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共产党的恩情是我没世不忘的，要表达我的感激之忱也是表达不尽的。

　　关于上海解放前夕，即1949年2月份起，经过我亲戚曹石俊、钱（木邑）珊夫妇的介绍，先后得到上海地下党同志“李小姐”（即王月英）、“钱先生”（即田绥祥）等的帮助，劝勉我留下来为上海的解放做一些工作的情况，过去我曾经写过一篇史料，刊登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30周年专辑上册。这些情况，不准备详述，只对其中有些与事实略有出入的，加以更正。这里主要就陈毅市长在上海主持工作期间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提供一些资料，藉表我对党的爱戴和对陈毅同志的怀念，陈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目光远大、胸怀宽广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我们党外人士，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不断前进的。

　　一、鼓励我安心工作，在党领导下搞好合作共事

　　我之获见陈毅同志，始自上海全市解放后的翌日——1949年5月28日。这天上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总务处熊中节处长来旧市府和我联系，布置有关接收事宜。下午3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市长陈毅同志偕同副市长曾山、韦悫、潘汉年及周林等同志，来到原市府大楼进行接管。在这前一日，解放军先遣部队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晨钟同志偕同钱明和宋启荣两同志来大楼看我，晨钟同志还进驻大楼担任警卫监督工作，要我同他查看了档案室。当陈毅等同志来市府时，我的心情不免紧张，可是陈毅同志却微笑地同我握手，谦和地招呼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问起我24日夜间陈大庆和陈良逃跑的情况。当我如实汇报时，他一直和蔼地倾听着，态度平易自若，使我的紧张情绪逐渐平定下来。

　　接着晨钟同志要我的秘书陆槐清通知原市府全体职工，包括勤杂工警人员约300余人，一起到小礼堂参加欢迎会。陆槐清是原工务局秘书，于5月26日下午，和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专员侯砚圃一同来市府大楼看我，商谈如何准备移交事，我即嘱徐以枋回工务局暂代工务局长职务，我暂留在市府大楼，并调侯、陆两人到大楼担任联络秘书工作，协助我和周林同志以及军管会派来的其他同志联系原市府各局、处负责人，按照军管会指示办事。欢迎会由周林同志主持，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他一开始，对我们没有去台湾表示欢迎，接着他以沉重的语调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统治了22年，搞得民不聊生的罪恶。他说：“上海解放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几十年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上海，现在已成为人民的城市，望大家各安职守，努力学习，要相信我们的党是不会埋没人才的。”他勉励大家“各安职守，服从命令，办理移交，协助接管，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整个讲话，有鼓励，有期望，有要求，体现了党对旧人员包括旧知识分子的政策精神，使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得到极大的鼓舞。

　　会后，陈毅同志又个别邀我谈话，鼓励我利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他希望我担任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的职务，可是我当时对能否在人民政府同党相处共事，把工作做好有些顾虑，所以向他表示说：“办好移交后，想去大学教书。”陈毅同志看出我的心思，微笑地对我摇摇头，诚恳而又热情地对我说：“赵先生，不要有其它想法，你留下来很好，国家需要人才，你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上海的市政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毅同志还特别强调说：“赵先生，我们是一定能够很好合作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我的疑虑，但是我还怕自已水平不够，担负不起这个任务，因此当我在5月30日把旧市府的印信移交给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林同志后，再次同陈毅同志谈心时，就直率地要求陈毅同志先让我学习两个月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如果可行，再担任工务局长职务。陈毅同志对我要求学习表示嘉许，但还是劝慰我，先把这个职务担当起来。他说：“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嘛！”在他反复诚挚的开导下，我也就不再推辞了。

　　自从我参加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后，向陈毅同志请教的机会更多了。陈毅同志对我的鼓励和关怀，可说无微不至，有几件事，使我感动尤深。一件事是在我就任市人民政府工务局长一段时间后，一位党员同志告诉我的。原来我在督率旧市府和各局、处办理移交时，陈毅同志特别关照军管会接管同志，让各局、处分别同指定的接管人员直接办理交接手续，不要让我具体处理这件事。为什么陈毅同志不让我处理这些具体事务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代理市长职务只有四天，除工务局外，其它各局、处的事都不是我经管的，陈毅同志唯恐我在交接中由于情况不甚了解，引起烦恼，所以干脆不要我管。通过这件事，使我体会到陈毅同志考虑问题多么周到，对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多么体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另一件事是这样的：1949年8月3日，上海市举行各界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市府周林秘书长关照我说：“赵先生，这次会议就不请你参加了。下次代表会议，一定请你参加。”因为当时工务局正在筹备之中，所以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会后在报纸上看到，陈毅同志在代表会议的演说词中，谈到解放上海的经过时，对我带领旧市府人员向人民投诚予以很大的鼓励。他说：“伪上海市政府的首要已先期逃走，由代市长赵祖康先生率领市府人员高悬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举行光荣的投诚，此种方式是很好的。其贡献在于使文件档案、公用器材，从上海旧租界工部局时代起，经过日寇，直至国民党时代，完整地转交于人民之手。此种方法，证明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约法八章的伟大号召力量，证明人民政府是允许和容纳旧政府人员效忠人民政府，给以改造和参加工作的机会。这种方式可能地与必然地会发展到西南、西北各省，包括台湾在内。”看了陈毅同志这段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对上海的解放，我不过是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而且是在党的指引下做的，应该归功于党，而陈毅同志却在大会上对我表扬，使我感到既鼓舞又惭愧

　　二、勉励我团结科技人员，更好地发挥作用

　　陈毅同志对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是非常重视的。在谈话中，他经常勉励我要团结好科技界力量，共同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在他的鼓励下，我于1949年6月写了一个《建设新上海初步设施意见书》送结他，他看了后，同我作了一次较长的谈话。这次谈话涉及的面很广，从上海的建设谈到整个国家的建设；谈了有关的政策问题，如何利用外资和外国专业人才的问题，以及上海技术人员如何发挥作用等等。陈毅同志知识渊博，分析问题深刻，讲话风趣，听他谈话，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在解放前由进步青年技术人员组成的上海市技术协会召开大会。会议由宋名适会长主持，陈毅同志应邀到会讲话。我因解放前参加过该会的一些活动，也应邀出席会议。陈毅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造和建设国家，而这主要要靠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人民的力量。希望科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努力服务。”他还说：“党是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作用的。”讲话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无条件地引进外资和外国器材、原料等现象，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我当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模糊不清，听了陈毅同志的分析，茅塞顿开，获得了教益。

　　全国科技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于1949年7月13日在北京召开。我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内心十分高兴。会前，陈毅同志专门邀我谈了一次话，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和科技界的人士团结好，共同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7月3日下午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欢送出席人员的大会上，陈毅同志又亲临讲话，对即将出席大会的科技人员备加勉励，鼓励他们共同努力，把会议开好，回来很好地发挥作用。言谈中，对科技人员寄予无限的希望。

　　由于我要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对工务局的人事安排有些不放心，因此又向陈毅同志要求，在我离沪期间，对工务局人事暂勿更动，重要工程人员尚未决定的，也暂勿委派。陈毅同志稍加思索后，表示同意。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必要的，但陈毅同志还是同意了。

　　回沪以后，在商量工务局人事安排时，我又向陈毅同志提出请任命解放前原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为人民政府工务局副局长，陈毅同志表示可以考虑。随后，他就请周林副秘书长和工务局党员干部侯仁民同志等同我具体研究，确定了工务局主要人员名单，经批准后，工务局于9月3日正式成立，举行了成立大会。关于副局长一职，除徐以枋外，不久，还加派了一位党员汪季琦同志担任。汪季琦同志是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后来，工务局一位党员同志在一次和我倾心交谈中告诉我：在汪季琦同志就任工务局副局长之前，陈毅同志曾特地嘱咐他要和我团结好，说道：“你团结好赵祖康，就能带动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由此可见，陈毅同志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对科技人员十分重视，总希望我们科技人员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三、支持我搞好市政建设工作，为劳动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非常关心上海的市政建设和上海人民的生活。解放不久，他就向我了解上海马路工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并立即指定周林副秘书长根据我的建议，负责协助工务局进行填高南京东路浙江路口一段路面，修筑外滩中山东一路，以及翻修淮海路重庆路附近马路的工程。这些地方，长期来因低陷积水或工业垃圾堆集，市民叫苦连天，在解放前，根本得不到治理。由于陈毅同志的关心，周林同志的协助，这些地方的治理工程进行得很顺利，不久即告竣工。这些都是工务局职责范围以内的事，而陈毅同志却要周林同志来具体协助，这充分体现了党不仅在方针、政策上加强领导，而且在具体业务上也予以大力支持。特别在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任务繁忙而又缺乏工作经验的条件下，党的具体帮助和支持，显得格外亲切、需要。陈毅同志的亲自关怀，说明党对我们党外人士的无限关怀和体贴入微。

　　上海的海塘分浦东海塘和吴淞海塘两部分，全长近30公里，保护农田近20万亩。解放前，两塘均遭到严重破坏，百孔千疮，危险特甚。解放后，人民政府指示工务局进行治理。1949年7月，上海遭到10级台风袭击，暴雨如注，又值潮汛猛涨，两塘多处冲塌，农田淹没。市人民政府随即拨发巨款，动员军民全力抢修。陈毅同志下令工务局会同有关部门，成立海塘抢修队，堵塞决口，同时培修海堤。但浦东高桥炮台浜一处因决口险情严重，工程艰巨，虽经两次奋力抢修，未获成功。当时少数工程人员失去信心，当地一些有迷信思想的农民开始向“龙王”求救。陈毅同志得悉后，于8月29日清晨，带领我和汪季琦同志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赴决口尚未合龙的炮台浜视察。当天下午，在现场召开了群众大会，他以爽朗乐观的讲话鼓励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信神、不信佛的。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推倒旧社会，建设新中国。有的人在困难面前相信起海龙王了。但是我们相信的是团结起来的人民的力量，这才是无难不可克服、无坚不可摧毁的。”他鼓励一位负责郊区工作的干部和我两人在会上发言表示决心，共同奋斗。我与到会的许多职工、解放军战士和当地农民一起，分组进行讨论，积极响应陈毅同志的号召，并对决口合龙工程进一步作了研究和部署，再次组织人力，采用适当的施工方法，进行抢修，终于使炮台浜的堵口合龙工程胜利成功。我在这次战斗中，亲身体会到陈毅同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坚强的意志，同时也进一步体会到党的力量的源泉来自群众，扎根于人民之中。

　　1949年12月，我出席了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发了言，歌颂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成就，得到了陈毅同志的鼓励。在1951年4月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上，陈毅同志作了《1951年上海市的工作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市政建设要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具体要求是：有重点地修理和建设工人住宅，修建工厂区域的道路桥梁，改善下水道、饮水供给及环境卫生，以及改进工厂和工人居住区的条件。陈毅同志对此非常重视，并找我研究这些工作如何进行。在此之前，他指示我到普陀区最大的棚户区药水弄去作现场调查研究。药水弄全区有3400户，2万人左右，大都是小型工厂工人、小贩、三轮车和塌车工人。这里的卫生条件极差，全区没有下水道，3000多户的生活废水无处排泄，都汇集在几十条臭水沟内，经常漂浮着污物，每到夏季，蚊蝇丛生，疾病流传，居民死亡数字惊人。全区道路都是窄小的泥路，有的小巷，须侧身而行才能勉强通过，下雨后到处泥泞，居民称为“阎王路”。特别是饮水困难，全区只有4个给水站，居民要排着很长的队取水。过去我长期住在高楼大厦，不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下去看了以后，使我触目惊心，才较深地知道市区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从而更加体会到陈毅同志提出的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方针的正确。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们会同市府有关部门，积极从事改善这个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条件，使全区的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善，全市其它不少棚户区的生活、卫生条件，也陆续得到改善。在1950、1951两年内，为了改善劳动人民居住环境，修建道路1.6万多平方公尺，埋置沟管2.2万多公尺，还选定中山路以北的曹杨路北地区，建立丁可容1000多户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陈毅同志还嘱咐曾山副市长亲自督促我和当时市政建设委员会几位负责同志一同去勘查加建新工房的地址。我们选定了几个处在工厂区上风而又保留了一定隔离地带的地区，开始再建2万户工房。通过这些措施，棚户区的劳动人民无不热烈拥护党既关心劳动生产、又关心人民生活的方针，感戴党的恩德。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出身的我，通过实际工作，又受到了一次党的方针、政策的深刻教育。

　　四、带领我投入反轰炸斗争，经受锻炼

　　解放初期，上海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敌机的狂轰乱炸，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1950年2月6日的轰炸，使上海电力公司发电设备几乎有三分之二遭到破坏，死伤许多人，严重地影响职工的安全和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及早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生产建设，陈毅同志带领我们积极投入反轰炸斗争。在2月6日当天，陈毅同志就要郭化若、田云樵等同志，设立了军民联合办公处，并通知我参加，共同商议如何推动和监督机场等处防空、反轰炸和建筑等工程的具体措施。我作为工务局局长，具体主管修建机场工程的部分工作。当时上海的4个飞机场（江湾机场、大场机场、虹桥机场、龙华机场）同时进行抢修，不仅要修复场地，而且有的跑道需要加长，并扩大停机坪，使大型飞机能够升降。在抢修过程中，陈毅同志经常找我汇报情况，研究问题，加快工程速度，并先后多次亲临江湾、龙华等机场视察，进行现场指导。记得2月21日，他要我和林征同志等随同到江湾机场视察。在回来的路上，敌机突然袭击，弹中闸北水电厂，一时烟焰腾空。我们都下车蹲在路边泥坑里隐蔽，可是陈毅同志却傲然挺立，观察敌机动静，神色泰然。待敌机溜走，他就立即驱车前往水电厂视察。他的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英雄气概，使我再一次受到教育。

　　在陈毅同志的关注和督促下，4个机场的抢修扩建工程进行顺利，约一年多时间陆续竣工。我们的空防力量加强，敌机不敢再来骚扰。

　　陈毅同志带领我们投入反轰炸斗争，对我来讲，是经受一次很大的锻炼。在二·六轰炸的当晚，陈毅同志叫人通知我，我立即应召去接受抢修任务。在抢修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有次开会研究工作，我在会上表态说：“关于抢修扩建机场，工务局一定尽力帮忙。”当时郭化若同志在场，他立刻一针见血而又很婉转地指出：“这不是帮忙，而是任务，我们大家共同来搞嘛！”这虽是件小事，我当时那样讲也是冲口而出，认为有的机场是军用的，不一定由工务局来承担，但这样说，正反映了我没有意识到大敌当前，军民一家人，应当共同作战的思想，说明我当时投入战斗的自觉性还不够，需要提高认识、加强改造。同时，我很敬佩郭化若同志爽直诚恳帮助别人的高贵品德。80年来，郭化若同志每到上海，总要找我谈心，使我获得更多的教益。

　　五、关心我的政治生活，鼓励我参加民革

　　陈毅同志对我政治上的进步十分关心，这表现在他经常鼓励我们旧人员、旧知识分子好好学习。记得1949年9月3日下午，在逸园召开的市人民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陈毅同志对2万多人作了长达3小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市府旧人员坚持岗位、帮助顺利接管表示感谢，同时指出旧人员的一些缺点，如缺乏政治常识，为生活而工作，旧习惯太深，经不起困难磨折，旧知识分子骄傲自大，以及工作态度随便，不负责等等，勉励旧人员要好好学习，搞好团结，不怕艰苦，努力工作，养成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他语词中肯，表现了对旧人员的爱护，我和大家都很受教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也积极鼓励我参加，在火热的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例如在土改运动中，在他的支持下，我被推选为本市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讨论贯彻。后来我以地主家庭出身的“开明人士”身份，被邀参加家乡松江县的专员来上海举行的一次发动土改运动的集会，我表示积极拥护土改。经过实践和学习，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罪恶，体会到农民翻身的喜悦和幸福。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斗争中，经过陈毅同志的教育和推动，我积极地参加了大游行的行列，和广大群众一起，投入了斗争。在镇反运动中，我也积极投入，参加了镇反斗争大会。每一次运动都使我的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政治立场受到了锻炼。我的每一点细小的进步，都是同陈毅同志的教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陈毅同志还积极支持我参加一些重要会议，聆听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要报告，接受教育。例如1951年10月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三次会议，由陈毅同志推荐，我被特邀参加，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周总理的重要报告和陈云、彭真、陈叔通等同志的有关报告。这些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的。

　　1950年7月，我申请参加了民革。当时南京、上海一带“小民革”负责人之一陈建晨同志曾动员我参加民革，九三卢于道同志亦曾动员我参加九三，我拿不定主意，就通过潘汉年同志向党汇报，得到陈毅同志和中共上海市委其它同志的支持，决定参加了民革。与此同时，工务局也在党的大力帮助下，开始建立起民革组织，使我们受到鼓舞。

　　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当时党鼓励我参加民革是完全正确的。我于1952年开始参加民革上海市的领导工作，在党的领导和全体成员的支持下，我运用与原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和技术岗位的工作关系，得以团结和联系较多的社会人士，其中一部分已经成为民革上海市委会各级组织的骨干力量。有不少人是工程技术和财政经济专业人员以及起义投诚人员，他们在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的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陈毅同志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后，我同上海人民一样，一方面为毛主席、周总理在外交活动中得到很好的助手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上海人民不得不让我们的好市长离开上海而感到怅惘。但是陈毅同志继续关心上海的工作，每逢有国外之行途经上海，总要给上海各界人士作报告，给大家畅谈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阐明党在国内、国际的方针、政策。他时常说：我们的外交工作做得比较好，归根到底，是由于国内形势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作用。同时，他在谈话中总是表现出对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尊敬。

　　每逢听到陈毅同志的报告，我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964年有一次在聆听了陈毅同志随同周总理出国回来途经上海时所作的报告后，深有所感，随即赋诗两首，现在抄录如下。

　　聆陈毅副总理政治报告

　　一

　　坛站折冲胜利回，笑谈四座响如雷。

　　豪情犹足驱熊虎，革命北辰拱四隈。

　　二

　　庄言谐语扣心弦，神采英姿忆往年。

　　最是沁人肺腑处，海涵合作到今天。

　　今天在缅怀陈毅同志对我的教诲时，联想到长期以来党中央领导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与扩大，也联想到1977年恢复民主党派活动以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对我的关注、安排和照顾，深感党的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给了我以永远前进的力量。我坚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及其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以有生之年，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竭尽自己的力量，不辜负30多年来党对我的教育培养和陈毅同志对我的教诲、帮助。

　　198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