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人在中国经营的各种纺织印染工厂所组织而成的。日人经营时期，分内外棉、同兴、裕丰、日华、丰田、大康、上海、公大等株式会社八大系统。工厂共85个，分布在上海、天津、青岛、东北四地区。以上海为最多，有38个厂；其次为青岛，13个厂；第三为天津，10个厂；东北24个厂，分布在辽阳、沈阳、营口、锦州、安东、复州、熊岳等地。

　　全公司拥有棉纺锭170万枚，占当时全中国棉纺锭总数的34％；线锭33万枚，号称纱锭线锭共200万枚，在当时世界上也是较大的纺织企业。公司还拥有毛麻绢锭47000枚。织机方面，全公司拥有棉织机35322台，毛织机356台，麻织机1252台，绢织机363台。全公司有七个印染厂，其中六个在上海，一个在青岛，还有好几个工厂附设有印染部，上海第一印染厂的规模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公司还拥有两个针织厂，一个制带厂，四个纺织机械厂，一个化工厂，一个梭管厂。

　　中纺公司所属各厂每年生产的纺织品，解放前的1941年共生产棉纱745689件，占全国棉纱总产量的36％；棉布1600万匹，占全国棉布总产量的70％。还有麻织品、毛织品等共1000多万码，漂白布80万匹，各种色布700万匹，花布100万匹。同一年，公司还负担国民党政府的军用布350万匹，军用棉纱8400件，絮棉17万担。

　　公司还负担国民党政府所属公教人员、机关技杂工的配售布匹，每年春季衣料16万匹，冬季衣料20万匹。军用纱布及公教人员配售布匹，规定由国民党中央银行付款，但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国民党中央银行付款时，物价已涨很多，买不回纺纱所需的棉花。在中纺公司成立两年中，共损失棉花80万担。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央银行共拖欠中纺公司军布军纱款两万亿金圆券。

　　中纺公司每年有巨额盈余上缴国民党财政部，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1946年上缴盈余法币391亿元，1947年5880亿元。1948年上半年即达29100亿元，还不包括年终所存的原棉108万担，羊毛250万磅，尚未出售的成品棉纱4200件，棉布322万匹，以及绢麻原料、染料、针织品、呢绒等在内。这许多物资均按成本列账，若按市价计算，则全部利润将较上列数字高出很多。

　　中纺公司的纺织制品外销数字亦很大。1947年起到1948年8月底，中纺公司输出的棉纱计51036件，棉布1946689匹，共换取外汇3791万美元。外销市场均由香港转口至南非、西非、近东、印度、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

　　从以上所述可以说明，中纺公司不但在中国纺织工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于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战争，弥补财政赤字，维持反动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物价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中纺公司奉原上海市政府之命每天抛售大量棉纱棉布，但扬汤止沸毫无裨益。因此中纺公司作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是恰如其分，名实相符的。

　　二
　　

　　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开始所谓“行宪内阁”，翁文灏被任命为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任经济部长期间，我在他领导下任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14年，1947年兼任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是我的多年老上司，他任行政院长后，我去见他，他说，全国经济委员会要取消，他以行政院长身份兼美援物资委员会主任委员，下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美棉委员会，一个是美援粮食委员会，翁任命我为美棉委员会主席。这年，中纺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照规定不能兼行政职务，中纺公司董事长（工商部部长陈启天兼）批准他辞职，并呈准翁文灏要我以美棉委员会主席身份担任中纺公司总经理（那时我被选为工程界的“国大代表”，可以兼行政职务）。

　　同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孙越崎任经济部长兼中纺公司董事长，任命经济部次长简贯三为中纺公司常务董事，孙越崎不在上海时代行董事长职务。任命我为中纺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重大事件由我同简贯三两人作出决定，这样我可以放心大胆执行各项措施。孙越崎在离开上海去广州时，当面嘱我设法完整地保全企业，以便解放后转交给人民政权。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广播电台发出半夜广播指名道姓要我坚守岗位，迎接解放。接着，中共上海地下党吴克坚同志通过金城银行的陈百流找我妹夫王兼士同我联系，动员我在中纺公司起义护产。人民电台和中共地下党的动员，使我在这重大转折关头，思想上引起斗争。回想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多次听过恽代英，邵力子先生的报告，经常阅读邵力子先生主编的《觉悟》周刊和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向导》周报，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稍稍有所了解。在这种影响下，1925年我在上海交大加入了奉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并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毕业后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四年，然后去欧洲各国参观并着重去苏联参观考察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无限向往。因此对人民电台的号召和党的动员，觉得正可实现自己多年来“科技救国”、“工程救国”的愿望，故毅然从命，在中纺公司坚守岗位，迎接解放。从此每天夜晚八点半同中共地下党同志通电话，报告请示。

　　
　　三
　　

　　中纺公司是一块“肥肉”，上海的国民党军政头目汤恩伯、谷正纲、陈良等都想染指，不能拆迁机器，也得掠夺物资。当时金圆券已等于废纸，谁拿到物资就是拿到钞票，拿到外汇。我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头目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首先，中纺各厂组织护厂队，要原材料进厂，才能成品出厂；其次，中纺公司决定职工工资按龙头细布和四君子哔叽两种实物市价折发，使中纺的33000职工没有因为物价不断上涨而影响生活。同时中纺的纱布产品已经划作职工工资的储备，我可以此为理由抵制国民党头目掠夺纱布。

　　汤恩伯要中纺疏运纱布去台湾，我们却没有照办。为此汤恩伯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名义下令：“中纺公司、中央信托局疏运物资阳奉阴违，应即申斥”。谷正纲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上说，汤恩伯要坚守上海六个月，要中纺提供25万匹布去外地换取粮食和煤炭。我当场说明由于中央银行欠中纺两万亿金圆券军布款，致使中纺周转不灵，故已将布匹折发工资，无法提供。隔一天，陈良到我办公室咆哮如雷，一定要布匹，否则以军法从事。我说纱布都在各厂，各厂有护厂队，要原料进厂，才让成品出厂。陈良说，他可派兵去各厂提布。我想他们果真这样做，可能造成流血事件，我于是要业务处查查仓库中有无废次品可以抵充，结果查出有日本人经营期间留下来的“海力司”滞销次品很多，即以此充数，由旧上海市政府派车来运。当时轮船运输紧张，国民党军队逃命要紧，这批货物虽上了船，结果因载重超过规定，又把这批货物卸下，堆在吴淞口沙滩上。公司发现后，把这批织物全部收回，没有损失。蒋纬国当时是国民党装甲兵总司令，他给我电话说汤恩伯对我疏运物资不力很不满意，他有二万吨级登陆艇去台湾，可以帮中纺运物资。第二天他派一位交通处长来看我，我知道他已飞台湾，不会再回来，给了他若干次劣纱布了事。

　　吴克坚同志几次要我注意保存外汇。中纺外销纱布收入各种外汇汇单约200万美元，我们以业务手续未完备为托词，没有按照国民党中央银行的规定在收到汇票后一星期内解缴中央银行，直至上海解放，才呈缴人民银行。另外有200万美元存在中央银行。1949年4月中央银行迁广州，总裁霍亚民和我很熟，我电请中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张训恭去广州见霍，告诉他中纺订购大批外国染料及机物等即将抵达香港，请中央银行将中纺所存200万美元转到香港中国银行，以便支付到埠货款。我还同霍通长途电话，请他照办。由于张训恭带去的订货单据确实，霍亚民信以为真，同意转存香港中国银行。解放后这笔外汇转入人民银行在中国银行的存款账户。这样，共保存了外汇400万美元。解放后华东人民银行行长陈穆同志曾告诉我，上海解放时各银行保存的外汇共200万美元，而中纺一家保存了400万美元，对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贡献甚大。

　　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哨已逼近上海。汤恩伯派联络员驻在中纺沪西各厂，我通过亲戚打听他派联络员的企图，得知这许多联络员的任务是预备在最后时刻破坏工厂。我召集沪西各厂厂长开会，要他们暗中监视这些联络员的行动，并给他们上等伙食，派干员同他们交朋友，动之以感情，晓之以大义。结果这许多联络员脱下军服，换上各厂给他们的便装，不别而行，挫败了反动头目企图破坏工厂的阴谋。

　　1949年5月25日上海沪西地区解放，中纺公司所属沪西各厂纷纷欢迎人民解放军，沪东杨树浦一带尚有国民党残余军队4000多人盘踞在中纺的几个纺织工厂和杨树浦电力厂、煤气厂等处。他们用中纺各厂的棉纱包作堡垒，企图负隅顽抗。此时外白渡桥交通断绝，电话还畅通，中纺十厂工务科科长陈宗鼎代理厂长职务，给我来电话，说国民党驻军中的团长谢新吾与陈是湖南小同乡，劝陈迁出工厂，因他们准备进行巷战，最后破坏工厂。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立即电话报告吴克坚同志，他说要立即报告人民解放军。随即有人民解放军的陈京同志给我来电话，要我尽一切办法阻止国民党军队破坏工厂，并对国民党军队晓以大义，除投降外别无他路，我请陈宗鼎把这话转达给谢新吾。

　　在此以前，1949年3月，我曾接到中纺青鸟分公司经理范澄川急电说，国民党军队刘安琪部已在青岛分公司所属各厂安放雷管接通电线，准备破坏工厂。我立即去南京见国防部长徐永昌，请他下令刘安琪停止破坏工厂，徐下了命令，刘安琪才放弃其破坏计划。这时，中国工程师学会正举行理事会，我在会上提出，希望学会以超然地位向政府呼吁，不准以任何军事理由破坏工厂。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也是学会理事，他说永利公司亦有同样遭遇，国民党军队驻在该公司，因此公司水塔遭到炮击。学会会长赵祖康和到会理事一致赞成以学会名义向李宗仁代总统呼吁，并决定推选赵祖康、侯德榜、茅以升、恽震和我五人去南京向李宗仁呼吁。我们发了一封给李宗仁的呼吁信和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李宗仁接见了我们，立即批示行政院发给各部队，不得以任何军事理由破坏工厂、矿场和交通设备。学会给毛主席的报告，请邵力子带到北京面陈。邵力子住在南京孙越崎家中，他二人对学会此举十分赞成，孙越崎还介绍我去访问上海大公报主笔王芸生，请大公报支持，结果上海大公报发表一篇社论，呼吁保护生产建设事业。

　　1949年5月25日夜间，中纺十厂陈宗鼎和我电话联系多次，我请陈约国民党军队谢新吾团长同我直接通电话，我告诉他，李宗仁代总统曾有命令不准军队以任何军事理由破坏工厂，他的命令你们应该服从。谢说，他不知道有此命令，我说他可问他的师长，如是又来往电话多次。人民解放军陈京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说，国民党残部若放下武器，放弃其破坏工厂的阴谋，人民解放军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我把这话传达给谢新吾，这一整夜电话交谈不停，快到天明时，谢新吾同意放下武器投降，但要我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经陈京同志同意，5月26日上午10时在中纺十二厂广场上，由谢新吾召集杨树浦一带的国民党残部4000多人向解放军投降缴械，我派中纺十二棉纺厂郑彦之厂长从市区直去杨树浦监视。一场破坏工厂和反破坏的斗争终于胜利结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典礼，中纺公司军代表办公处为产品展览会编写一份《上海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概况》，其中说明：“在今年5月间，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时候，中纺公司全体职工以坚决勇敢的精神进行护厂斗争。在反动政府严厉的申斥与不断的压迫之下，还是能做到了反对迁运机器，反对破坏工厂，反对疏散物资的目的。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的最紧张的阶段中，中纺公司的职工，又运用他们的勇敢与智慧，不但保全了沪东区各纺织染厂，并且还保全了临近的上海电力公司与煤气公司。如此，中纺公司的职工将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完整地献给人民，在人民政府军管会接管及指导之下改造成为人民的事业。”以上这段叙述概括了中纺公司职工的护厂斗争。吴克坚同志把上述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深为嘉许，请周总理传令嘉奖中纺公司的职工们。同时中纺公司的军管总代表刘少文同志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嘉奖令。

　　由于我站在爱国立场，响应中共号召，参加了这场斗争，1949年冬，台湾国民党政府对我下令通缉，使我进一步认请了事物的本质，深为自己在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没有误人歧途而自慰。

　　
　　四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军管会于5月29曰来中纺公司接管。军管总代表为刘少文同志，副总代表陈易同志，公司各处都有军代表，在公司会议室举行接管仪式。从接管之日起，即开始清点财产，整编组织，精简人员，改变生产方向，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为发展生产和企业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点工作至1949年9月结束，我代表旧中纺公司向军管总代表刘少文同志办了移交手续。我被留任为中纺公司的总经理，吴味经、顾葆常任副总经理，原各处处长继续留用。

　　新生的中纺公司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迅速改变了面貌。解放以前中纺公司的棉纱产量，每月在25000件至32000件之间，解放后，除七、八两月受台风袭击影响外，其余各月产量都不断增加，12月份达到34300件的高峰，超过一至五月的任何一个月，坯布产量12月份达到75万匹，超过解放前的任何一个月。印染厂的加工布达到40万匹，也创造了新的高峰。1949年全年总产量，纱为298389件，布为630多万匹。解放后的七个月，纱为164295件，布为350多万匹。以上的数字可以说明，上海的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人的精神面貌不同，表现在生产上也有新的突破。

　　解放前中纺公司的生产，一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解放后首先改正了这种盲目性，做到有计划地生产。同时改变方向，配合农村的需要和季节性需要，在八、九、十这三个月增产畅销的中支纱，减产销路呆滞的细支纱。中支纱产量所占比重从6月份的68.8％增加到10月份的82.4％，细支纱从6月份的30.3％下降到10月份的17.1％。色布和花布所占比重也分别从以前的73.9％和10.7％增加到75％和13.4％；漂白布产量由以前的15.4％减至11.6％。与此同时，生产效率逐月提高，每一纺锭的产量5月份为0.883磅，6月份提高到0.89磅，10月份0.9磅，11月份0.923磅，12月份0.955磅。每台织机的产量，5月份为58.9码，6月份提高到64.4码，7月份70.7码，9月份73.8码，10月份86.1码，12月份竞达到88.7码。原料和煤电消耗量不断下降。每件棉纱用棉量比解放前省棉5.6斤，每件20支棉纱用煤量相当于解放前的1/3，每匹布用煤量比解放前减少30％，次布率比解放前减少一半。

　　总括1949年解放后7个月，中纺公司在军管总代表和各位军代表领导下，逐步把官僚资本企业改造为人民的企业，是有显著成果的。

　　1950年1月华东区纺织工业部成立，刘少文同志任部长，陈易同志任副部长。同一天上海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组织规程公布，我被任为公司总经理，吴味经、顾葆常被任为副总经理。接着公司的秘书处、工务处、业务处、机料处、财务处、统计室的处长、副处长、主任、副主任亦分别任命。1月4日华东区纺织工业部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刘少文部长作重要讲话，指出由于军事时期尚未过去，农村破坏尚未恢复，棉花来源尚有困难，凡此种种值得我们严重注意。最近中央要求中纺公司在本年内每一纱锭为国家生产出大米230斤的价值。为了完成任务，一定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继续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改善质量，节省机物料，加强机器保全，并逐步做到工厂管理民主化，建立经济核算制度。陈易副部长在讲话中指出，1949年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有很多成绩，也有不少缺点，在成绩方面首先是将这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顺利地接收变为人民的企业，不但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而且在两三天内全部复工，沪西各厂甚至一直没有停工，这是过江以前接收许多城市中所没有的。

　　上海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到1950年6月底结束，我被任为华东纺织管理局顾问，同时任命我为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