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秋，历时6年修缮，PRADA给陕西北路186号这所百年老宅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荣宅，于10月17日至12月17日呈现在了公众面前。以前只能远远观望，此刻却能身临其境，一时间，上海滩言必称荣宅，人们怀着小襟人物穿过月亮门洞走进大观园的惊喜，通过微信预约或未预约到也势在必进的决心，排起长队前来领受这恢宏建筑的空间布局和装饰细节。而那些流光碎影里逝去的痕迹，蓦然间也浮上了沪上各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和成员们的心头。因为，这座德国人建于1910年、1918年扩建成为“面粉大王”荣宗敬私宅的欧式建筑，长期以来曾是民主党派市级机关的办公场所，直到1996年末，民革、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才最终搬离，民革是11月22日撤出的。

　　党派人士随着人流重回那些房间和阶梯，在那又陌生又熟悉的有限的空间里让思绪无限地飞扬，把那些无处安放的陈年旧事安放到了吊灯柔光下沁出的澹穆贵气中、那雕刻神妙极了的护墙板上、浅色橡木和深色柚木交错的地板上、光熠润亮的彩绘玻璃和凝厚沉实的壁炉上……

　　百多年来，荣宅始终不卑不亢地承受着每一个时代赋予它的使命，或好或怀，或浮或沉。笔者此番通过两度重返荣宅，通过翻阅一张张往期的《上海民革》，看那泛黄的旧纸衬起的沉郁的墨色，却只想说说作为上海民革办公地的荣宅和进出荣宅的那些民革前辈。先从1981年的荣宅2楼宴会大厅说起吧，彼时那里被称作机关礼堂，发生在那里的有词章，有书画，有掌故，有轶闻，却也远了、隔了，仿佛是翻捡起的飘落荣宅台阶的几片黄叶，惘然中不免带着微茫的惆怅和深重的怀恋。

　　1977年7月，历经劫难的上海各民主党派临时集中到泰兴路306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所在地办公，当年10月，各党派市委着手恢复组织活动，随后在1979年间，六家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台盟的市委机关搬到了陕西北路186号，具体搬来的日子已经不可考了，大家后来为跟南边128号的民主党派大厦有所区别，把这里称为老大楼。

　　梁思成先生讲过，对文物要“修旧如旧，带病延年”。也许如今由著名意大利建筑师Roberto Baciocchi率领的意大利和中国专家工匠团队共同完成修缮的186号，才更接近最初荣宅的本真吧。1981年的老大楼不得不说实在太有年代感了，带着浓重的30多年前的审美风格，很多老建筑原本的精美内饰被刻意遮盖，外立面也因扩大办公面积需要任意地搭建，旧时的气韵一旦被破坏，整体上便没有了那绝代的风华，那时的这幢建筑竟是有点丑的、令人哭笑不得的，特别就是这荣宅2楼的宴会大厅、彼时各党派共用的机关礼堂。

　　1980年1月12日—17日，上海民革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市委会，主委是赵祖康，副主委是贾亦斌、姚国桐、武和轩、张汇文、徐以枋、阮玄武、徐国懋、史说、丁日初，贾亦斌不久调到中央当了副主席，于是1981年1月10日又增补了周旧邦为副主委。

　　1981年1月复刊后的《上海民革》第2期，除了1981年1月31日市委寿星会的报道，还对礼堂有如下的描述：会场宫灯高悬，传统的寿星图两侧挂着二米高的对联：白发映丹心，万象春回，十亿同胞盼一统；寿星迎晓日，百龄在望，九州安定庆千秋……同期报纸还刊登了赵祖老即兴赋的诗：迎春瑞雪庆丰年，老日满坐诗满笺；遥盼海隅归禹域，相期团聚乐尧天。

　　那时候，民革的老老们有在大礼堂吟诗作画的传统，特别是赵祖老，古文修养深厚，写诗填词都很出色，句式长短有致。同年中秋市委在机关礼堂举行联欢晚会，参加晚会的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台湾军政人员，也有辛亥老人，在沪调研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朗诵了《长相思》，殷切期望台湾的老同事、老朋友早日归来，而主委赵祖康也作七律一首：

　　这些诗词白浅易懂、主旨正确，隐隐地，却也蕴涵着怎么颠扑却掩盖不了的旧时江山走过来的人的温山软水，他们革命起来能去尽浮华，但雕琢起来是真雕琢，依然是新派的旧人，文人的那种雅兴还在。

　　1978年6月底上海民革仅有党员893人，市委机关搬到老大楼后，一批又一批新党员走入了民革大家庭，到1981年6月底共吸收了228人。同年的7月10日，市委为当年新吸收的党员共110人在大礼堂举行迎新茶话会，其中有著名歌唱家金钟鸣、著名画家吴青霞和金发碧眼的“汪小玲同志“。

　　那一年三月吴青霞才刚在家乡常州举行个展，她还把珍藏的宋代哥窑水盂一只、徐悲鸿先生遗作《秋树》以及她本人的十幅作品捐赠给了家乡。她加入民革时说：“我虽已年逾古稀，还要为人民作画卅年。我要活到100岁”。吴青霞生于1910年2月11日，卒于2008年6月8日，她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禽鱼，富润宁帖，还真是如愿活到了近100岁。

　　金钟鸣是上海乐团的独唱演员，他在迎新会上表示，自己作为民革一个新成员，一定要为四化多作贡献。随后他在大礼堂放声歌唱：“亲人啊，快快来相会”，深情怀念台湾骨肉兄弟姐妹，殷切期望祖国早日统一。

　　原籍德国柏林的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汪小玲，她三分之二的年华是在中国度过的，加入民革时已有64岁。这位金发碧眼的德国人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解放后领到了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中国国籍证明书。“文革”中她23岁的小女儿受株连蒙冤而死，她却并未因此而意志消沉，反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中国。每次来到老大楼，她很愿意别人称她为“汪小玲同志”。

　　民革老领导中，以“尚公”在老大楼进出最为频繁。“尚公”诸尚一大少爷出身，家赀富实，鲜衣怒马，用如今的话说是名符其实的“富二代”，其父诸文绮曾任上海市商会会长，“尚公”大学一毕业，其父就把染织厂和信托公司交由他管理，还让他主持上海染织工会的工作。1947年至1951年，他任《上海商报》经理部经理，辟“尚公说法”专栏为上海工商界的同仁请命，这是“尚公”这个称谓的由来。尚公1949年4月加入民革地下组织，同年7月起担任上海民革领导职务，他是民革市委资格最老的领导者，腹笥丰赡，文采极好，屡屡受难却从不怨天尤人。改革开放后他随感随写，积日成书，后来出版了杂文集《尚公杂议》共三辑。当时《上海民革》的很多文章都是他写的，往往头版也是他写，四版也是他写，他在四版的笔名叫“小回”，他身姿灵活，经常在一楼和三楼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有他的地方，就有笑声和歌声。

　　那时，出入荣宅而在文坛绝对有一席之地的民革党员，还有陆晶清老人，她是著名女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妇女运动家，1922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科，与女作家石评梅是挚友，鲁迅先生和周作人都曾经任教过她们班，所以她来荣宅，会讲些、写些周氏兄弟的文章。这是个个子矮小的老太太，有着她那一辈人天生的气韵，她的丈夫王礼锡是爱国诗人，英年早逝。陆晶清早年写的学术著作《唐代女诗人》的出版，填补了当时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空白，痛失爱侣后她开始在重庆教书并主编《扫荡报》，1945年夏以特派记者身份赴欧，参加了伦敦联合国大会、巴黎和会等的采访报道，1948年被暨南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院校合并后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授至1965年退休。民革恢复活动后，她以耄耋之年发表了很多回忆宋庆龄、鲁迅、何香凝的文章，写尽哀乐故实，笔底情深，今日读之，也会令人兴味馥郁。

　　当年走动荣宅比较勤的，还有大书法家、金石家钱君匋，《上海民革》报刊名就由他题写，副刊点春堂还登过他的不少篆刻，譬如“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是1981年上海民革的重头戏。这一年，民革市委早早成立了纪念辛亥革命筹备小组，并于七月向全体党员发出征集、征借辛亥革命历史文物的通知，还动员擅长书画、篆刻、填词作诗的党员进行创作。最后一部分送去北京参加民革中央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书画展览会》展出，一部分为《上海民革》增刊选用，譬如“寄老”的字和画。

　　寄老就是田桓老人，老同盟会会员，是中山先生秘书“大田”田桐的弟弟。寄老16岁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19岁的他在湖北蕲州（今蕲春）起义，把起义大旗插上了蕲州城楼。次年第一次晋谒中山先生时，先生赞许他“少年英俊，后生可畏”，不久他便被派往日本学习美术。1913年中山先生到日本考察铁路时，任命他为随从秘书，之后他在中山先生身边整整工作了12年，人称“小田”。民革恢复工作后寄老经常会来荣宅，他响应政协征集文史资料的号召，积极参加对台写作。他平日爱画虬杆参天、苍劲挺拔的青松图，跟一般画家的情怀不同，笔意更磅礴、古韵更醇厚，令人一见难忘，颇受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的欢迎。

　　那时候的民革前辈，几经劫难迎来了改革开放，实践衍化真知，深感自己灵魂深处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会作怪，所以矫枉必须过正，会尽可以地表示追求进步、不落人后，却依然有才子襟怀和旧家风范，那种学问境界，令人近之如嫩寒春晓行孤山水边篱落间，凛凛地有着清气，就像那岭上松、霜中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