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共同愿望，挑起了全国性内战。在这个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关头，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选择了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新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翻蒋介石统治。这一为着民主建国而产生的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寓所座谈确定“大事”

　　创建民革的工作首先从促进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实现联合入手。在民革成立前，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南京、重庆、成都等几个城市。这几个城市，遍布蒋介石的耳目，很难隐蔽地开展民主活动。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香港的特殊环境，不仅有利于民主人士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变化，保持与中共的联系，相机开展活动；而且港英当局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提出的驱逐中共以及民主、文化人士出境的要求，氛围相对宽松，人身安全较有保障。李济深经过深思熟虑，找到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征求中共对于他去香港组织反蒋活动的意见。董必武表示完全赞成。

　　1947年 3月，李济深由上海秘密前往香港。一到达香港，9日，李济深便在中国共产党于香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华商报》上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们国民党执政已 20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每一个信仰总理遗教的党员，亦应该不客气的起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不应消极放任听其错误到底，误党误国，弄到同归于尽。”他痛心疾首，强烈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除了“言”之外，李济深立即“行”，着手创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并就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问题和一些同志交换意见，以便更好地从内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

　　5月4日，李济深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人来自己在香港的寓所聚会，商讨正式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在聚会上，李济深直抒胸臆：“希望通过这次座谈会把成立组织的问题确定下来，并讨论当前需要做哪些工作，以推动革命组织的成立。”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赞成，最好的联合是建立国民党民主派新组织，应当尽快团结国民党内的一切爱国民主力量，与中共合作推翻蒋介石统治。

　　形势紧急，刻不容缓。会议当即确定了几件重点要做的“大事”：一是写信邀请在上海的民联同志来港，共同商议有关联合的事宜。二是征询冯玉祥对建立组织的意见。会议委托即将赴欧洲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朱学范赴美，会见在美从事反蒋活动的冯玉祥，征询他对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之事的意见。三是成立筹备小组，商讨新组织名称等重大问题，着手准备纲领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大事”已定，大家立刻分头行动。

　　绸巾密语信邀来港

　　5月 6日，李济深再次召集会议，讨论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邀请上海同志来港的具体问题。于是上演了民革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典故——“绸巾密语”。

　　在李济深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举起反蒋大旗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以李济深诋毁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为名，通过了开除李济深国民党党籍、全国通缉的决议。蒋介石还派特务赴港暗杀李济深，好在暗杀行动事先被宋庆龄得知，她立即派人通知，才帮助李济深得以躲过一劫。一时间，风声鹤唳。

　　邀请民联同志来港的信函怎么写？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大限度保证信件安全送达？是大家首先考虑的问题。为了保证信件的安全，当时的想法是，通过一位可靠的人士将信带到上海，亲手交给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决定采用秘密通讯办法——将信的内容写在巴掌大小的绸巾上，缝在衣服里面，以便躲避途中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检查。方案已定，大家逐字逐句地斟酌，可谓惜字如金。经过多次的讨论，最终形成简明扼要、含意深刻的36字密信。

　　信的内容被誊写在绸巾上，密密麻麻地布满整块绸巾，具体讨论详情，只好以口头汇报的形式告知上海同志。进行到这一步，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就是——送信人！这封干系重大的信到底由谁来送才最为保险、妥当？6月初，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朱蕴山秘密到达香港。他先后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民盟、民联等组织，交友广泛，对各方政治人物都很熟悉，为人又豪爽豁达，急公好义，孑然一身，不治家产，一旦遇到重要任务需要进行联系时，总是请他辛苦跑一趟，故此得了一个“神行太保”的雅号。他无疑是送信的最佳人选！

　　李济深立即去征求朱蕴山的意见，朱蕴山表示愿意回上海送信。于是信尾又加上“详情由蕴兄面报”七个字。但是朱蕴山最终未能成行。他本来已经买好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开船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友人电报，称他若返回上海，一上岸就有被捕的危险。朱蕴山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对此毫不畏惧，但是为了绸巾上所列同志们的安全，经与李济深、梅龚彬等商量，上海之行最终不得不取消。后来，李济深等决定分头托人带口信请上海民联的同志们速来香港。

　　柳亚子到港后，李济深把这封没有送出的“绸巾密语”拿给他看，看后就留在他家。为安全起见，柳亚子将密信藏在放有孙中山先生像的镜框里。几经辗转，这封颇具传奇色彩的密信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当年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甘冒生命危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一起，毅然投身革命洪流的历史见证。

　　绕道赴美征询意见

　　在准备“绸巾密语”的同时，朱学范也带着任务准备出发。出国前，他到李济深、何香凝府上辞行。李、何二人特意叮嘱他按照 5月 4日会议的安排绕道美国，与“水利考察专使”、著名反蒋人士冯玉祥面谈。李济深还强调希望冯玉祥能出来领导。

　　朱学范到美国后，与冯玉祥进行了商谈。朱学范介绍了香港方面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情况，以及 5月 4日会议确定的几件“大事”。冯玉祥立即表示同意香港方面的意见，认为要改变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必须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力量，从内部进行斗争，只有尽快建立这个组织，才能更好地联合民联、民促的同志，进而团结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达到分化国民党、推翻蒋介石统治的目的。

　　两人足足畅谈了三天。冯玉祥还答应筹募一些经费，并准备学习孙中山先生发动华侨的力量，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配合革命行动。他根据与朱学范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托朱学范带给李济深，并表示一旦这个组织在香港成立，他就尽快赶赴参加。不幸的是，1948年 9月，冯玉祥在回国途中遇难，没有见到李济深等民革同志，没能亲眼目睹新中国诞生。

　　筹备成立组织定名

　　1947年10月初，柳亚子首先抵港，带来了民联中央关于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意见。大家经过商议，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学范、朱蕴山、陈此生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筹委会召集人，柳亚子为秘书长。不久，陈铭枢、谭平山也相继到达，参加了筹委会，郭春涛则一直留在上海，化名从事策反工作。筹委会工作得到了中共香港分局的大力帮助，方方、潘汉年、章汉夫等经常以招待会形式，辅助联络予以帮助。

　　在李济深、何香凝等的主持下，筹委会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举行了多次会议，具体讨论了拟成立的组织名称、纲领和领导人选等重大问题。其中，新组织的名字，是筹委会讨论的重点议题。早在酝酿成立组织时，李济深等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就提出组织名称应该先定下来，以便对外号召，开展工作。

　　组织定名过程较为曲折，大家意见纷纭，分歧较大。新组织名字既要迎合当时反独裁、反内战运动之需要，又要团结、凝聚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力量，还不能和当时已经成立的组织名称重复。“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中国民主党”……一个个名字，提出者有理有据，反对者也有缘由。李济深说：“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柳亚子带来的上海方面意见，建议定名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许多人认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比其他几个名字都好，可以考虑。李济深为了慎重起见，就此分别征求宋庆龄、冯玉祥的意见。冯玉祥复信表示赞同“国民党民主派同盟”。信上说：“昨读赐电，敬悉为成立同盟，特别盼望成功，此间友人亦皆此意。”

　　宋庆龄则从上海给何香凝捎来口信：“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即《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想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何香凝即倡议这个革命组织可以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因为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筹委会很多同志都嫌弃“国民党”，想尽量避开这三个字。何香凝理解宋庆龄的用意，主张保留“国民党”三个字，强调“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留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为利于广泛号召，就不能不保留国民党三个字”。她指出：“当前南京政府在战场上已经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会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何香凝的一番话，使与会者对民革的性质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朱蕴山也指出，孙中山当年曾组织过革命委员会，“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民主派与共产党合作，在南昌起义中也曾成立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此新组织采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正显示了国民党民主派决心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

　　经过反复讨论，筹委会一致同意将新组织的名称确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宣告成立中共支持

　　1947年11月 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81周年纪念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李济深在开幕词中说：“今天适好是总理诞辰，我们来开会，就是象征本党再生之意义。”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讨，1948年 1月 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宣布民革的行动纲领是：“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

　　3月 8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对民革的成立表示支持。中共中央发言人评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今年元旦发表的宣言与行动纲领，这些文件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我们欢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前进。”民盟、农工党、致公党纷纷致电、函祝贺，表达了愿与民革一起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

　　在民革成立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南京局）及广东、香港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廖承志、潘汉年、方方等共产党人也对民革的成立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过帮助。这些支持和帮助，是民革得以顺利成立的重要原因，也是民革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并制定出与新民主主义纲领原则基本一致之政治纲领的重要原因。

　　民革一成立，就强烈地震撼了蒋介石集团，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政治势力的高度关注，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它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介石把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彻底、公开的决裂，在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实现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集结与联合。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从成立之初就深植于民革的基因中，成为了民革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选自《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孙春兰主编，团结出版社，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