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浴血奋战中逐步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抗战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与发展，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层次讲，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抗战精神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胜利。

　　抗战精神具体可以表述为：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畏强暴，舍身救国的爱国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有志男儿的应有抱负。在爱国人士看来，家与国紧密相连，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没有国，就没有家。要保家必须卫国，卫国方可保家。在历史上，为抗击外敌侵略，毁家纡难的志士仁人举不胜举。1936年陆军中将续范亭（1893年生）在《国难日有感》中叹息自己“未遂区区志，苍苍鬓已华，并深情写道：“乡邦不可问，有加若无家”。1940年徐特立（1877年生，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在送董必武(1886年生)赴陪都重庆时赞扬他“不拟霜同鬓，唯将国作家。”1941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董必武写道：“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1886年生）也在抗战时期写道：“士到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不畏强暴，舍身救国的爱国传统得到了发扬广大。在东北有抗联冷云等八女投江的故事，在华北有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壮举。正如朱德在一首诗中所写：“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神州尚有英雄在，堪笑法西意气浮。”

　　2、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无分老幼，共御外侮的团结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2岁高龄的马相伯（1840年生）在上海为救亡呼号奔走，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百岁生日时，他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前方抗战伤兵之用。1937年2月，国民党元老覃振（1884年生）、邵力子（1882年生）、孙科（1891年生）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合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中央执行委员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的重要提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1945年写诗颂扬道：“壮哉马相伯，示威长街行，长龄整百岁，竟忘年齿尊，在朝与在野，群老俱奋兴。……覃邵孙诸公，献替谋裨益，岁无赫赫功，所争在正气。”充分肯定了这些爱国老人的历史功绩。

　　1935年12月，沈钧儒（1875年生）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次年联合邹韬奋等赞同中共提出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救亡联合战线。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六人被捕入狱，1937年7月才获释。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959年7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1884年生）赠诗沈老：“老犹及见九州同，千载而还几放翁？”与到死“不见九州同”的宋代诗人陆游相比，沈钧儒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远比陆游要幸福。

　　蒋介石在1937年7月著名的庐山谈话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全面抗战开始后，全国上下空前团结，群情振奋，正如朱德后来在一首诗中所说“弥漫烽火黄河岸，父老齐声话御仇”，“朋辈志同意自投，团结砥柱止中流”。1939年8月董必武写道“东邻凶狡甚，蓄意灭中华”，“泱泱古大国，众志已成城。势必驱倭虏，人思返汉京。”1940年时任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1878年生）也写道：“‘三月亡华’敌自骄，那知人力比天高。兆民团结坚于铁，破尔鲸吞胜巨鳖。”

　　1941年在延安从事教育宣传工作的徐特立在写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诗中表示：“尔我虽年迈，畺葁桂老愈辛。”1944年中共中央提前为董必武作六十大寿，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党中央在贺电中说：“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祝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共合作、民族团结，与先后三次发动反攻高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同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董必武、吴玉章利用合法身份，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的讲坛，以斗争求团结。1940年徐特立（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在送董必武赴陪都重庆时衷心希望国共双方捐弃前嫌，相忍为国：“蔺廉重好合，箕豆弗fu相煎”，强调“单调难成曲，群擎可柱天。”同年10月董必武在答徐特立的诗中说：“力拒豕shi蛇侵，欲去东邻恶。”奉劝国民党“阋墙不可再，巢覆当共愕。同心可断金，首要重然诺。”解放后，董必武在1958年再次写诗说“抗日须团结，当途每反之”，讽刺他们“励精图乱，发奋为雌”，指出“执迷顽固派，读史昧《春秋》”，兄弟阋墙，国家堪忧。1949年徐特立在《祝吴老七十大寿》诗中赞扬吴玉章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时据理直言，语惊四座：“年老气尤壮，启后光先烈。”

　　3、坚忍顽强，百折不饶，不畏艰险，血战到底的自强精神。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令国人肃然起敬的有：1933年3月二十九军用大刀在长城喜峰口外与日军拼杀。1937年10月下旬谢晋元的八百壮士苦战上海四行仓库、有东北抗联总指挥杨靖宇只身与敌搏斗。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面对日军在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出其不意，利用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大刀勇敢劈杀，大败敌军。后来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刚发表时就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在1937年淞沪会战后期，副团长谢晋元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叛徒刺杀身亡，蒋介石誉其“精忠贯日”。毛泽东则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革命典型”。2005年9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将国民党军“八百壮士”与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等并称为“英雄群体”，称他们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它艰苦卓绝的斗争与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道并列为中共党史上的三大苦事。早在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就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士兵们、政治工作人员们”的致敬电，高度评价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的模范”。1940年2月抗联总指挥杨靖宇孤身一人，连续几昼夜，靠吃树皮、草根、棉絮充饥，最后在与关东军讨伐队、伪满特工队激战数小时后壮烈殉国。东北抗战期间，东北抗联师以上的干部就有100余人战死疆场。

　　在华中有新四军军刘老庄连的英雄事迹。1943年3月中旬新四军三师7旅19团4连82名指战员，在淮阴刘老庄反“扫荡”战斗中全部壮烈殉国。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撰文表彰：“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把它誉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正如朱德在一首诗中所写：“敌后常撑亦壮图，三师能解国家忧。神州尚有英雄在，堪笑法西意气浮。”1940年徐特立在送董必武赴陪都重庆时的诗中强调“幸勿要贪机遇，图存在更生”。在1940年下半年著名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20余万人在破袭战中摧毁据点2900个，消灭日伪军45000人，但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军与日军的伤亡比例是6:1甚至是7:1。正如1942年续范亭在延安所写：“抗日何所恃？忠贞与血汗。岂爱征尘苦，千古一大难。”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纵队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先后创建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日本侵略者投降时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发展到120人，民兵200万人。

　　4、舍己为人，扶弱济危，伸张正义，维护和平的奉献精神。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是对方唯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国家，从而有效牵制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北进战略，使得苏联免遭日本的袭击，全力在西线对付德国法西斯。在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疯狂迫害犹太人时，上海对那些逃难的犹太人伸出了友谊之手。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欧洲犹太难民，成为二战期间拯救欧洲犹太人的“诺亚方舟”。对于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一致支持朝鲜人民抗击日寇、光复祖国的斗争，并在各个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国民政府多方支持在上海等地活动的韩国临时政府，中国共产党则大力支持朝鲜义勇队、义勇军。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代表在柏林签署同盟条约，妄图瓜分世界。在“扩张事战争。全球挥斧质，弱小尽牺牲”的情况下，中国军民坚持抗日战争，苦苦支撑，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国对日宣战后，单打独斗的局面才有所改观。此后，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1942年4月中国入缅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1000余人在缅甸仁安羌大胜日军第33师团,救出英缅军第一师7000人。在历时3年零3月的中缅印大战中，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1942年5月，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身负重伤，不久牺牲。该师1万余人最终回到国内时仅剩2600余人，伤亡达75%以上。1943年3月，毛泽东赋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题写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国远征军用自己的献血与生命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反攻缅北等巨大胜利，为支援盟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军人赢得了荣誉。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总之，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开始就抗击日本侵略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伤亡高达3500余万人，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为夺取二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战后四大国、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之一，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历史国，一直至今。如徐特立在1945年《赠柳亚子》中所说：“正吾华列五强，其名不虚立。”

　　伟大的抗战精神既弘扬了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又使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其中爱国是核心灵魂，团结是力量源泉，自强是立国之本，奉献是价值所在。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之一。它发展了中华文明，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正因为如此，《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大刀进行曲》也传唱至今，经久不衰。在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大力宣传与弘扬抗战精神，有助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鼓舞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