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我《2003-2013十年新闻作品选集<飘过浦江的云>》，在封面飘口的“作者简介”中，郝然印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沪谚’的代表性传承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等文字，其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名列首位，这是我出版的几本书中，第一次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己的政治身份。这个“堂堂正正”，使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尽的“爽”。 我出生的第二年，上海就解放了。我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从小接受着完全彻底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从小立志要实现人生中的三件大事——入队、入团、入党。1960年，我在上海县苏民小学四年级时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带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还是“二杠”的队干部。1965年9月，我上高一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我开始向人生的第三个目标——入党而努力。 1965年10月，在三林中学召开的第七届学生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学校党支部号召优秀学生干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可以打报告申请入党。我感到实现我第三个目标的机会来了，就向学校党支部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找“百万雄师下江南”留校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乔峰，说明了我父亲生前是“国民党党员”的事。他鼓励我说：没关系。重在政治表现嘛，你要经得起考验。谁知这一考验就是三十多年。 1968年12月，在“上山下乡一片红”中，农民家庭出生的我回乡“战天斗地”。1970年12月，我当上了教师。1976年6月，在我参加陈行公社支农小分队到立民大队蹲点。期间，小分队队长朱水章得知我还没入党，就到苏民大队党支部反映我的现实表现情况，却被告知“先发展生产队长，慢发展知识分子”。1978年6月，题桥辅导区党支部书记卫志汀到苏民学校为我的入党问题召开教师座谈会。会上，同事们纷纷对我的工作作了肯定。老党员陈惠玉老师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周老师政治觉悟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工作认真负责，忠于党的教育事业，虽然他组织上还没有入党，实际上早已入党了……1980年9月到1982年7月，我在县教师进修学校中师班学习毕业回校时，题桥、陈行两个辅导区已经合并，卫志汀老师也已调离，我的入党愿望成了奢望。 1984年7月，陈行辅导区党支部书记李德权找我谈话，说我的《入党申请书》中措辞已经过时，譬如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要我重新写一份。我想，如果不写，说明我“拎不清”，于是又认真地写了一份交给李书记。他说，支部会考虑我的入党问题的……不久，李书记调到了县教育局工作，而后我的入党问题再次搁浅。年近40的我想，入不入党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就是了。 1993年8月，我调到陈行乡成人学校任副教务主任，同时报到的还有陈行中学的老校长陈国振，他担任人事干部。一次，他去参加联合支部的支部活动回来后，问我怎么没去参加活动，是关系还没有转过来吗？我显得十分尴尬。了解情况后的陈老师表示十分遗憾。 1996年暑假，我在翻阅《电话黄页》时，发现在闵行区的“政党”一栏里，有几家民主党派的联系电话。我想，既然我被父亲生前是“国民党党员”而影响了我加入共产党，不知道这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否能够接纳我呢？我拨通了民革区委的电话，接电话的冯老师约我去面谈。一日，我带了我的一叠荣誉证书、中级技术等级证书等资料，寻访到闵行区党派大楼五楼的“民革区委会办公室”，冯老师热情接待了我。而后我作为“党外联系人士”参加支部活动，列席参加了当年的民革区委换届选举大会。此事被妻子知道后，对我说：“倷爷害了侬，侬勿要再害侬个囡奥！做个平头百姓勿是也蛮好吗？” 直到2000年9月，我终于接到了民革上海市委会组织部的《入党通知书》，成了一名正式民革党员。但是，我总感到有点难为情，常常被人认为“民革”就是“国民党”，为省却解释，干脆“低调”，填表时就填“群众”，有人问我“是党员吗”时，我答“不是”。2004年以来，中共浦江镇委员会把我列为“统战人士”代表，请我出席“各界人士春节团拜会”，我被推荐为《上海与台湾》、《上海民革》、《闵行统战》的通讯员。2009年12月，我受到民革上海市委会“2007-2009基层工作评选”表扬，2010年10月，还被民革中央评为“全国祖统工作先进个人”。 2013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不断推动统一战线事业的蓬勃发展。从此，我对我的政治身份也不再“瞒瞒闶闶”。其实，“民革党员”与“中共党员”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我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在我填写的退休教师登记表、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登记表、评优申报表等各种表格时，都堂堂正正地填上了“民革党员。”但是，在正式出版、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书籍上，堂堂正正地表明我“民革党员”的政治身份还是第一次。 （作者系民革闵行区委党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