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喜爱文艺。2013年5月，我以古稀之年为我父母坟上立墓碑时，回到久别30年的故乡——淮阴丁集。年长我8岁的表哥齐东汉回忆说我儿时爱唱《高老三抗日》等歌曲。我于1949年冬来沪定居，入小学读书时就爱读书、写字。彼时，祖父母仍住苏北老家，有事联系唯有家书了。常常由家父口述，我执笔。祖父母收到我的平安家信笑得合不拢嘴，家父也常常夸奖我，说我小学四年级便会写家信了，久之，我便会作文了。

　　我读小学时，老师教的还是繁体字。写字有描红簿、大楷簿。多数作业用铅笔完成，读到小学四五年级时才用钢笔。小时候我虽然也很顽皮，但总是先完成作业再玩。而且非常爱看闲书，除了连环画，尤爱读民间故事，人物传记。小学时就开始读《红楼梦》了，到了初中时酷爱明清小说、唐诗。读小学时家住五角场，因驻军较多，看了不少露天电影，也在马路边看了不少流浪艺人和草台戏班的文艺演出。1956年我家迁居江湾镇。1958年家门口造起了江湾电影院和文化馆。因家贫买不起电影票只好到文化馆阅览室看书看报看杂志。从初中一直延续到1964年我家迁居北新泾止，这六年中我业余时间几乎全在文化馆读书。我读书广博繁杂，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这为我后来的写作和书法创作，储备了必要的基础知识。读初中时，我曾参加美术组，常画石膏像和漫画。有一次江湾中学组织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即今上海展览馆）参观，学校安排美术组学生先进去参观写生。后来我又与几位同学在教室墙壁上画过壁画“龙”，这便是我学生时代留下的一点记忆。读初中时，我最早临摹的字帖是柳公权《玄秘塔》，这是我学习楷书最早的范本。那时并不懂书法，也就是喜欢而已。初中读完后因代数成绩差考不上高中便辍学在家，便一心一意练习书法和写作。虽然我作文常作范文受老师同学好评，但我投稿却屡试不中。那时我临写的是沈尹默先生小楷字帖《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和胡问遂先生《大楷习字帖》。1962年春，我在《青年报》上看到“招生启事”，由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与上海市青年宫联合举办书法班，我便报考，真是天遂人愿我竟考中了。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的周慧珺当时也是书法班学生。这是我学习书法的真正起点。我的书法启蒙老师是胡问遂先生。我在考入书法班前就在家里练过他的大楷字帖，所以一听分到胡先生班上就异常兴奋。因为他当时就很著名了。想象中的胡老师应是一位身穿长衫、头发雪白的老学究，谁知上第一堂课使我大吃一惊。他身材硕长，上穿白衬衫，下穿蓝长裤，皮鞋锃亮，头发乌黑，皮肤白皙，相貌俊朗，其时他年方44岁，正值年富力强，满口绍兴官话，为人很和气。其时全班约30余人，我年18岁，教室设在江西中路240号的上海青年宫大楼6楼。根据我当年笔记，他第一次授课时间为1962年6月30日，每周一课。

　　胡老师是我书法启蒙老师，也是我一生崇拜的偶像。当时我因家贫，有几次竟从江湾镇家中步行至上海青年宫，省下车费到南京东路“朵云轩”购买碑帖和毛边纸练字。在全班同学中，我年龄偏小，离市中心最远，也最贫穷，这引起了胡老师的关注。上课时他多次辅导我，手把手教我执笔，为我题字“勤能补拙”。共13课。学习结业时，他在班上表扬我，并且说丁惠增家住宝山，上课一次不缺，学习很刻苦，进步很快等等。他对我的勉励、教诲使我终生难忘。读完第一届，胡老师亲自把我介绍给潘学固老师，要我跟潘老师学习小楷，并请潘老师免去我的学杂费，于是我又跟潘老师继续学习书法。潘老师（1893—1982）出身安徽桐城派世家，学养深厚，他年长胡老师（1918—1999）25岁，其时潘老师已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他和胡老师一样，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真正做到“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沈尹默先生是著名诗人、书法家，教育家，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中国书法教育奠基人。他亲自为我们讲课。他在胡老师搀扶下，走上讲台，为我们上大课。当场为我们学生示范，写下了“一切平凡而生动皆艺术也”的题词。这三位老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恩师，从他们身上，我不仅学到了书法基础知识，更学到了为人。胡老师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当年他介绍我跟潘老师学书法，此话只讲了半句，还有下半句他没说，就是要我转益多师，以后再回到他身边。可惜当年太年轻，等我悟出下半句的含义时，已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命运弄人。我跟潘学固老师学满第二届书法班后，接到江湾镇人委招工通知，其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家家缺粮，人人饥饿，我正长身体的时候，饥饿难忍，我只得辍学谋生。谁知道1962年冬分配我到吴淞口外横沙供销社当学徒。这个弹丸小岛仅32平方公里，远离大陆，最大问题是待遇差，营业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下班后无去处，也无文娱活动。领导古板守旧，孤陋寡闻，且小农思想严重，嫉贤妒能，却无可奈何。我业余时间以练书法、读书、看碑帖排遣寂寞。我人在岛上，心在青年宫书法班。多次将书法作业寄到潘学固老师家中，他也很牵挂我，为我批改作业并寄给我，勉励我学好书法，师恩难忘。在我的影响下，喜欢书法的何德义等同事也练起了书法。约1964年左右，供职于江湾镇种子商店、书法家黄小风（生卒不详）先生曾来横沙岛出差，他看到我题写篆书“生产资料站”大字贴在店面柜台外，很称赞我。他当时也书“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隶书），贴在店堂内墙上。我很羡慕。黄小风不仅善书，也擅喜收藏。曾邀我去他家谈书法。他与我好友书法家邱伯乐，同学邱仲尼俩兄弟也友善，喜拉二胡。我与他遂成了忘年交。文革期间，我不忘书法曾到上海朵云轩购买《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毛主席语录新魏体字帖》（均为简体字，1968年出版）、《革命样板戏唱词选刻新印谱》（1972年出版）、1973年利用业余时间还整理《书法讲课笔记》（毛笔）、《毛主席诗词篆体草范》（钢笔）并装订成册，无力出版至今仍珍藏着。我一直熬到1974年12月9日，承蒙时任宝山县县委书记孙加诺同志的关怀，结束长达12年之久的海岛生活，调至大场供销社工作。这一年我正好“而立”之年。当时我已有了2个孩子，夫妻俩人工资加起来仅70元，经济负担重，家务又忙，仍然买不起宣纸和碑帖，很少练字。我曾于1963年6月12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过第1篇文章，后因“文革”而中断了投稿。七十年代末期我重新写作投稿，虽然稿费低廉，一月数元而已，但可以用来买书和毛边纸，也扶助弟妹。当时我最高兴的是迁居大场落地生根。这里离市中心不远，尤其“文革”结束后文艺复苏。我常常骑自行车到市中心看各种展览，以弥补我在海岛10余年的文艺荒疏，也常常领两个孩子到市中心玩，让他们感受到大都市风尚。最可喜的是我于1978年重新投入潘学固、胡问遂老师门下。1996年4月26日恩师胡问遂为我重题“勤能补拙”（1962年题词早已遗失）坚定了我重走书法路的信念。可惜沈尹默老师早于1971年6月1日逝世，令我心中十分悲凉。约1978年左右，我应大场供销社新华下伸店负责人张立邀请，为该店题篆书“新华”，隶书“综合商店”，该店做成水泥招牌，大约八十年代后期该店拆迁，我闻讯赶紧到实地拍照留作纪念。有“好好先生”之誉的著名书法家任政先生对我鼓励有加，1996年7月23日亲笔题词：“石鼓独秀，秦篆吐芳”。在我研习书法过程中，先后有陈立夫、施南池、吴青霞、赵冷月、黄若舟、杨可扬、郁文华、沈觉初、王景芬、钱君匋，京剧名家梅葆玥、梅葆玖、尚长荣等前辈题词或赐函鼓励以及佛教界高僧大德广修、界源法师和李莉娟（李叔同孙女）居士。我于2001年4月 25日拜识了在上海棠柏艺苑举办“50年回顾展”及“27次个展”的香港著名金石画家易越石（1912—2007）先生，见其石鼓文书法作品朴朴茂凝重，与原石刻十分神似，也有他个人风貌，便虚心求教。他当年已90高龄，惟望有更多后来者继承千年古迹，勉励我继续临创石鼓文并深入研究石鼓文。我也下了苦功。另有题为《古今妙绝智者通——论著名书法家易越石与石鼓文研究》一文，发表于2004年10月 25日《书法报》理论版上，他看了很高兴，说这篇论文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他晚年多次来沪会友，曾于2003年11月7日在其友美籍华人黎明波先生陪同下来寒舍作客并合影留念。也曾述及他和张大千、饶宗颐、黎雄才、查良镛等文艺家及政界陈立夫、赵恒惕等之间友谊，听了十分神往。后来我又迷上了简牍帛书，于2011年取得了“连中三元”佳绩。即以自作诗《论书》为内容。2011年3月15日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邀请展在湖南长沙中国简牍博物馆展出。2011年7月 13日在《书法报》刊登。2011年7月 17日至7月20日又在“上海市首届篆隶书法大展”展出。

　　我自1974年年底至2001年“内退”26年中，主要负责统计工作，先后做过农村工作、工会副主席、职教干部、统计师、财计科副科长。1991年光荣出席上海市财贸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1994年我加入民革，1998年出任宝山区政协委员等。通过自学先后获得统计中专、财会中专、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毕业证书及书法专业“优秀学员”证书，为我从事统计分析、统计论文、书画评论等写作打下基础。我以“勤能补拙”之师训，刻苦搞好统计工作，由外行变内行。1987年荣获上海市统计系统先进个人《奖励证书》、发表统计论文10余篇，其中1997年所作论文《企业统计部门如何分析和利用会计报表》荣获中国统计学会主办“首届全国企业经济统计论文”优秀奖；1991年我参加了第1个学术团体——上海市统计学会。1999年至2006年任宝山区首届、第二届统计学会理事。我先后发表1000余篇文章，涵盖经济统计、文艺评论、文史资料、戏剧、散文、诗词、楹联、佛教等。退休后更集中精力从事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书法多次入选入展获奖，已发表书法论文10余篇。其中2008年《略论海派·桐城派与书坛潘氏双杰》一文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及论文集。2006年论文《有关书法统计指标的浅见》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术杂志《艺术学》，因横跨统计与书法两个不同学科而具创新意义。我多次应邀参加统计和书法学术活动，先后加入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上海科学与艺术学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还担任上海楹联学会和上海硬笔书法家联谊会理事。多篇文章荣获各类文学创作奖项，走上了自学成才，逆境成才之路。近几年我潜心研究家谱文化：《御书堂·丁氏族谱》。我家于明清时代涌现状元1人，翰林3人，举人4人，贡生124人，秀才263人；文林郎（文散官）等6人，三品至九品官50人，处士5人，是名副其实的官宦世家、书香门弟。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二年（1574）四月四日御书“责难陈善”四字赐我五世祖、讲臣丁士美太公，这就是我家堂号的来历。明代著名小说家、《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伊念曾父子为我祖先作过墓志铭。作为世家大族的子孙，我以五世祖、明代嘉靖状元丁士美（1521—1577）太公的书案箴言“百倍功要有自尽，一等事岂让人为”作为自己座右铭。遵循家训，不求闻达。静静做学问，静静学书法，传承家学以传统文化为自己终生奋斗目标。尽管我书艺平平，但我的书法梦永远激励我前进！淮河水、运河水和黄浦江水共同哺育了我，民革党派培养我，宝山区政协关心我、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刘部长等领导政声清远，才学过人鼓励我，使我感恩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