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节，我去田桓老伯（中山先生随从秘书）家拜年。田伯伯要我参加民革，并说：“你父亲是国大代表，你够资格入党。”当时，我想正因为“出身不好”被下放到钢铁厂拖板车12年，心有余悸，被我婉拒。田伯伯批评我是“井底之蛙”。

　　80年代初，圣约翰大学附属男中的几位同学来我家团聚。除我之外，他们都是民主党派成员，同学们便都劝我参加民主党派。因为先父是参加由张君励领导的“民社党”并任中央监察委员，正因为有此身份才能参选国大代表，我考虑再三，在和同学们的商议下，认为加入民革最合适，而太炎先生长孙章念祖也同意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不久，我被吸纳入民革，组织关系在民革市委。当时的副主委是陆玉贻，同志们都称他为陆老。过传忠老师是常任副主委，商继忠是市委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主任。每次，在市里开会，时间长了就在办公室内吃盒饭，大家谈谈笑，不分上下，一片和谐，感觉轻松。其实，基层党员来自五湖四海，不拿民革工资，只是奉献，彼此尊重，才得人心。

　　由于当时会议较多，我要求把组织关系转到虹口区，后被分配在虹口区的五支部。当时支部主委是李振东老先生，时间长了，我感到李老对支部工作认真又负责。如果有党员几次不来开会，李老必定骑自行车上门访问，这份认真也影响了我以后开展工作。入党不久，我就时常投稿到市委，当时严淼泰先生负责宣传部，后又聘我为虹口区通讯员。我有幸参加由尚公、武重年先生等率领的交流团赴杭州与当地民革交流。巧的是，当晚和尚公同宿一室。交流之下，尚公要我加入市文史委员会，当个委员。

　　不久，民革虹口区委召开了文史写作组会议，我突然接到会议通知。会上有个别老同志发牢骚说，文史组多年不开会了。当时的区委主委黄崇武老师认真倾听发言，还把我推出来亮相，对大家说：“新的组长来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问：“黄老师事先怎么不和我商量？”事实上，哪有商量余地，老先生们倒是鼓掌欢迎。霸王硬上弓，从此这个枷锁套在我身上。

　　记得，第一次举行会议，到会者只有7、8位长辈。我心中盘算，这样下去文史写作组可要自然消亡了。于是，我和梁立言老先生（李宗仁秘书）商量后，决定今后要做到组内党员年轻化、题材广泛化、会议正常化。就此，我便在虹口区寻觅人才。比如，六支部吴继刚同志的文章《提倡说真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便主动劝说他入组；复兴高级中学历史老师倪华，我本来不认识，但是香港回归那年，区政府开展征文活动，我和他的文章都被录用，在会议上得以认识，他的口才好，知识也渊博，于是我便邀请他参加文史组，并有意培养。

　　我又协助区委委员吴妙生女士成立了《虹口民革》编委会，由5人组成，凡是来稿都轮流审阅。成立后的文史组，凡遇重要活动或纪念周年，如港澳回归、庆祝解放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等，都积极供稿。为了感谢前辈们对我工作上的支持，我拜托工商局干部何钢同志提供了一辆车带老先生们去朱家角一日游。出发前，我和组内中青年同志商量，怕高龄老人有什么闪失，实行一对一照顾，并请四支部的陈舜杰医生带好药以防万一。当天车都开到老党员家门口，凡是指定的人，必须亲自把老人扶出来，回来时也是如此。在朱家角茶水费、饭费都是我出钱。文史组没有一分钱的资助，平时慰问老先生带些水果或礼品都不能报销。

　　记得某年夏天，天气酷热，我和陈舜杰医生一天访问了四位老人。陈医生帮他们量血压、听心脏。我也和六支部吴继刚同志去访问抗战老兵李汇川先生。吴继刚在李老家帮忙整理电线，以防火灾。由于李老家庭经济困难，老太又没有工作。我动员组里同志捐款，聊表心意。

　　这笔钱是五支部的吴乃光医生陪我去李老家亲自送到老人桌上的。组内梁老80周岁，刘问林70周岁，我和他们所在的支部主委商量，祝寿会得费用大家各出一半。

　　当了十年的组长，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也花了不少钱。不贪图名利，只为民革开展工作讲“奉献”。我想既是民革党员，就应为本党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绝不会尸位素餐。如果说，这些年文史组有点滴成绩，那是离不开前辈对我的鼓励，离不开中青年同志对我的大力支持。毕竟我不是千手观音，八臂哪吒，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呢？值得欣慰的是，在党内交了不少好友。过去的区委委员至今都和我保持联系，对我也很关心。个人也得到过两次“个人先进”。遗憾的是，写作组没有被评上。如果要说对未来民革工作有什么期望的话，希望市委多下基层访问普通党员了解民情，既有亲和力，又有凝聚力，聚沙成塔才能把民革工作真正搞好。

　　耄耋之年自寻乐趣，闲时上网写博客、刷微博或看京昆。兴趣来时，便外出旅游。去年到新疆、西昌、北京、武汉及苏杭。今年春节，赴西安、宁夏。前不久又去厦门鼓浪屿探望校友。寄情于山水，陶冶心境。总之：

　　野夫好发不同声，急雨催风四座惊。

　　莫道鬓毛堆白雪，心无利禄此身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