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工作都是有边界的，必然有所为，有所不为。任何政府都不应该成为万能政府，历史上也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做到万能。

　　政府工作的边界一直是我们的难题，从晋察冀边区政府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管住政府的工作边界从来没有停顿过，但是效果一直不好。就拿精简政府规模一件事来说，建国后进行了十三次机构改革，政府的规模反而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若以GDP为单位考量公务员规模的合理性，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广义的公务人员）的冗杂配置便迅速显现：以百万美元的GDP为标准，日本仅需供养1.38名人员，英国1.58人，美国2.31人，法国3.46人，而中国则供养了10.8人。人多了自然要管事，所以我们政府的审批事项特别多，几乎隔几年就要清理一次。但老百姓的感觉是行政审批越来越多，政府管得越来越广，公权边界越来越宽。

　　从深层次方面说，我们政府人多、事广、边界宽主要是权力太大，缺少法制、授权和被监督的环境造成的。一是我们的政府在老百姓眼里是个广义的政府，也就是说凡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务机构都是政府的一部分，比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执法部门，甚至还包括公营的事业单位。事实上老百姓也不是无知，这些部门确实握有许多干预公共生活的权力；二是上述机构之间的职能常常不清楚，可以通过内部文件达成一致，缺少应有的透明或监督；三是官民之间的界限不清楚，公权常常可以不经授权进入私权领域。

　　举几个例子：一个是不久前李娜得了澳网冠军，作为中国人第一次拿下这个冠军必然会受到国人的尊敬与欢呼，这个很正常也很自然。但是李娜是职业运动员，不代表国家参赛，也不代表家乡参赛，拿奖杯的时候不升国旗，不唱国歌。参加澳网、温网都是运动员个人的行为，澳网、温网也都是商业赛，赢得冠军后李娜拿了商业赛事给的1410万元奖金。但是偏偏我们的政府要自作多情，李娜回国时派省级高官去机场迎接，还拿出80万纳税人的钱去奖励李娜。这是典型的政府多管闲事；第二个例子是每逢春节、国庆等重要节日，政府都要通告各个商场集市不得涨价，确保物价稳定，表面上看似有道理，实际也不合理。不涨价，消费者满心欢喜，但那些加班加点的小贩和商场呢？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他们的牺牲谁来补偿？政府要站在中立的立场考虑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公平。节日的物价应该交给市场去调节，涨几天，等节日过了就会下跌，节日里反而会有更多的商品供应，物价的波动本来就是市场调节供求的天然机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完全可以让给市场那只无形的手去调节；第三个例子是每年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总要提出一项非常重要的目标任务，就是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是硬性指标。其实政府收税是依法进行，其依据是法定的税基和税率，凭什么纳税人还不知道有多少进账，你税务局先把自己的收入给确保了呢？这在法治国家一定会被视为政府滥权的。

　　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也还有许多该管而没有管好的事情。比如越来越重的雾霾天气；比如屡见不鲜的食品安全事件；比如乱拆乱建的城市规划问题；等等。

　　我们的政府边界原来有一句十六字的话来概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这些话具体起来也很难，也无法准确地描述出政府的边界。中共十八大关注到了目前的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李克强总理说得更透彻：“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总体上说“简政放权”是当前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边界的基本改革方向。简什么政，放什么权呢？从经济领域看，简政放权就是政府要通过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增加市场的自由度。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自由的经济模式，企业和经营者只受法律和契约的制约，现代企业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但那也是出于自愿。经济自由度的大小其实是与经济效率紧密相连，更同经济的发展创新息息相关。当年美国和日本发展信息技术的方式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日本政府喜欢干预经济，通产省常常出一些所谓的发展导则来影响企业。针对信息技术发展的方向，当年日本政府看好模拟技术，所以他就引导企业朝模拟技术方面走，日本的企业也习惯听政府的话，真的都去发展模拟技术，没想到政府偏偏判断失误，最后日本企业全军覆没。企业跟着政府一种思路走，只有两种结果：成功或失败，概率是五十对五十。而美国政府从来不会费心费力去做什么发展规划或导则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采用什么技术、生产什么产品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成与败由市场说了算。所以当年美国企业在发展信息技术的方向上是各家走各家的道路，选择什么方向的都有，这从宏观上看，总有一种技术会成功。最后数字技术胜出，美国就赢了。从概率上说，百花齐放有百分之一百赢的机会。在信息技术方面美国一直到现在都跑在世界的前端。其实回看我们自己也是如此，中国近十年靠技术创新成功的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无一不是自由度很大的民营企业，而那些实力雄厚的央企、国企，除了利用垄断优势做大做强外，哪见他们有什么创新了呢？从社会领域看，简政放权就是政府要放手，增加社会的自治度。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父母型的政府，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想管，喜怒哀乐也想管，甚至那些属儿女情长的东西也要管。觉得一放手，社会就会礼崩乐坏，鸡飞狗跳似得。我们的政府好像不明白社会是有公序良俗的，人间是有公平正义的。殊不知，政府自身就是在社会的道德约束下，在公众的睽睽监督下才能保持清正廉洁，公义高效。假如没有了这些约束，政府自己就会变坏。但是现实生活中政府总喜欢自己来取代社会亲自办点什么，不能办点什么也要管点社么。也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思念在外忙碌的子女，动了侧隐之心，于是就修改法律，规定子女们必须常回家看看。其实站着说话不腰疼，大部分做子女的也想念父母，只是生活重担在身上压着，如果无奈回不了家还要被政府法办，那不怨上加怨吗？顺着公序良俗管人家里的事，最多是管闲事，乱用纳税人的钱，倒也罢了，可是政府部门顺着好管事的劲头再一路管下去，那就要出乱子了。我们也听说过派出所到人家里抓夫妻看黄片的事，那不是国际笑话吗。这两年一直萦绕在红十字会头上的阴影挥之不去，仔细想想问题还是出在政府管得太多上。红十字会有七大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这七项原则也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就是说我们早就认可了国际上红十字会的运行模式，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心，还是把红十字会纳入到政府体制内，经费不足时就找商业机构合作，失去了红会的中立性，救灾时没有政府的指示就不敢行动，失去了红会的独立性，郭美美事件一出，红会的公信力必然会受到广泛质疑。

　　设定好政府的边界是一门大学问，兴许还有待于我们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好在中共十八大已经明确指出了政府改革的方向，让我们有所期待。最后引用一段老子的话，或许有点启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