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紧密联系，体现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和制度自信。作为运用这种民主形式的政治协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通过协商民主，促社会各种关系相容，为国家的治理集中智慧、决策形成共识。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需要深入认识协商民主之意义，积极探索制度实施，让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地解决当前我们民主制度的困境和挑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从民主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优越的政体。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协商民主是补充和完善民主模式，而非取代和排斥选举民主。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担当着克服单纯选举民主本征缺陷的功能，也是我国现制度框架下最具发挥潜力的民主形式，为此应予以实质化，以发挥更大作用。当前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事项决策，如已恶性循环的PX困局，莫不需寻求以协商民主、求有序参与去破解。十八大论述协商渠道，不仅包括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还有“基层民主协商”，表明要以更广泛地协商民主来发展中国特色民主制度。

　　从理论上看，协商的前提是承认界别差异，承认境遇见解、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与民主党派相关的政治协商，是整合政治认识、增进相互理解的渠道。“政治协商要纳入决策程序”，实现经平等协商赋予决策以合法性。但具体的协商意见对于决策是参考的价值，非必须依从，因此协商意见所追求的应当是影响力。从协商性质要求主体平等、能力对等，以及充分知情、畅所欲言看，协商的效果取决于决策方的具体个人“兼听”的觉悟和识别意见的水平，取决于主持者容不容得负面意见，也局限于参议方的见识能力。

　　十八大强调要“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要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民主党派参与的政治协商，要纳入决策程序，并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这本身就要求制度规范，需要探索协商的规程。要明确各类协商的主体和对象，明确相应的协商内容和程序，保证协商过程实质性的讨论，并要求显示协商的结果（也是“影响力”的一方面体现）。对于重大的、政治性的、全局性、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和问题，都应考虑设为协商议题，并且设定协商程序的相关职责要求，让政治协商有规可循。

　　党派参与的政治协商，已坚持数年，体现了制度的连续。协商范围包括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重要工作、重大决策，如党代会报告、反腐倡廉、规划、政府报告等，以及人事协商。在建立协商民主制度规程方面，中央和地方多有探索和实践。效果上看，中央更规范，各地情况参差（无论内容还是活动的频次）。一些地方如广东、浙江、贵州等，在贯彻“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程序探索中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上海历来重视政治协商，体现在协商的制度性、内容的广泛性、协商相关方的态度以及具体建议对工作的改进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进一步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提升政治协商效果，还有如下思考：

　　一、与党派团体政治协商的要求应当进一步规范。协商议题可以分类：一类是有关中共党的工作，如市委工作报告、反腐倡廉等，为监督性；一类是重大决定事项，如重大财政支出、五年发展规划、重大改革方案、人事任用等，为协商性。两类座谈侧重不同，前者以监督评价、工作建议为主，后者重在表达观点、主张。而政府工作报告、改革发展中各领域的重要工作，介于二者之间，监督评价和观点建议并重。重要决策，尽可能当商尽商，避免议题的随意。党派团体自身，应当研究本党协商意见的产生程序，以使其具有各自的代表性。

　　二、制定合理有序的协商规程。一是健全知情制度，协商的背景情况的知会要有足够的提前时间，条件允许还可辅以组织相关调研考察活动，有的地方中共市委书记调研邀请党派参加的做法也颇为可取。二是协商会议应有讨论、甚至辩论，需要引导和鼓励，以打消顾虑（“和而不同”作为价值，甚至党派内部的实际认识也并不一致，多有顾虑），工作中党派团体需要鼓励。三是协商效果要有反响，包括会后有反馈，召集协商的一方对党派意见应反馈处理结果。

　　三、更大地发挥政协组织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政协组织内的协商活动，包括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要深入研究协商的要求和规范。除此之外，还应着眼政治协商制度与人大制度的对接，发挥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合效，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如重要的立法在政协听取委员意见，即为协商民主的一种体现。此项工作目前上海在摸索中，也需要得到鼓励和支持。在人大决定的重要事项时，如财政预算，也应在政协组织充分协商，最终成为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参考。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主委)